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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中国市长论坛文字实录一

http://gd.sina.com.cn 2004-11-01 18:03 新浪财经

  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主办单位:中国市长协会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广州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国家开发银行

  承办单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

  特邀支持单位:安旗(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支持媒体:新浪网

  2004年11月1日,2004中国市长论坛在广州市花都区隆重开幕,建设部部长、中国市长协会执行会长汪光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等领导出席了此次论坛并进行了精彩演讲,新浪网作为独家网络支持媒体参与并全程图文直播了此次论坛,以下为论坛11月1日上午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市长,各位嘉宾,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好!

  为了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提高执政能力和经济工作会的精神,进一步研讨城市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交流城市工作经验,端正城市建设指导思想,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经建设部批准,由中国市长协会、广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城科会共同主办,国家开发银行协办,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04年中国市长论坛现在开幕。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论坛将重点研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规划问题,城乡统筹发展规划的建设与管理问题,以及城乡经济与产业布局和投融资的协调发展问题。首先我介绍一下主席台就坐嘉宾。出席会议的共有400多名代表,在此我谨代表主办单位,向各位市长、各位嘉宾和新闻媒体的朋友们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次会议广州市委市政府和花都区位区政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也代表本次论坛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有请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陶斯亮宣读北京市市长、中国市长协会会长王岐山同志发来的贺信。

  陶斯亮:我现在宣读中国市长协会会长王岐山市长的贺信。

  各位市长,各位来宾,专家学者,各位女士、先生们,在这金秋的时节,在美丽的花城,2004年市长论坛召开了,我因公不能出席,特委托陶斯亮副会长向大会致词。首先向2004中国市长论坛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会议的各位市长、各位来宾、专家学者、各位女士先生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

  大家知道,中国市长协会的宗旨是为城市发展服务,为市长的工作服务,从中国市长协会成立到现在,开展了大量的国内外活动,对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对各地市长们的学习与交流,乃至对区域的合作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市长协会对北京市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借此机会,我代表北京市政府向中国市长协会表示衷心感谢。温家宝总理指示,要将市长协会建设成交流城市工作的纽带、开展城市合作的桥梁、研究城市问题的论坛、培训城市领导的基地,市长协会正在按照总理的要求,不断努力工作,我们各地城市的政府坚信市长协会的工作,一定能够在城市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在提高各地城市政府执政能力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本次论坛主题鲜明、内容重要、安排及时,中央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最近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城市工作中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市长们关心最多、思考最多的问题。在城乡统筹发展、消灭城乡二元结构方面,我们北京市做了一些工作,也遇到一些困难与问题,各地的市长和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对城乡统筹规划与协调发展,城乡统筹管理与建设方面的论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共同交流,对一些问题形成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在广州开会,是北京学习广东、广州经验的好机会,也是向参加会议的各地城市学习的一个好机会。我特嘱刘志华副市长,将兄弟城市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真正学到手,用于指导北京的工作。

  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中,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做指导,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处理好五个统筹的关系,才能逐步搞好城与乡的协调、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区域与城市的协调、区域之间的协调,因此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非常必要的,运用区域发展战略来调控城市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城市领导者提出的新要求。全国各地的城市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建设方面面临着从来没有过的发展与机遇,同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当前各地城市普遍存在着城镇就业、农民工资清欠、拆迁等等问题的挑战,对城市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也将影响到城市建设管理的成本,城市投资与建设速度等,这是市长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志们、市长们,来宾们,我深信2004中国市长论坛在广东省的关怀下,在主办单位、协办单位的努力下,在承办单位的积极支持下,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大会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建设部部长、中国市长协会执行会长汪光焘同志致词并做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汪光焘:各位市长,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市长协会成立13年来,坚持为城市发展服务,为市长工作服务的宗旨,在城市政府和全体市长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学习交流与培训,加强城际联系,研究城市问题,开展中外城市交流与合作等具有特色的活动,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重视中国市长协会的工作,要求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市长协会要更好的发挥社团组织的优势,成为交流城市工作经验的纽带,开展城市合作的桥梁,研究城市问题的论坛,培训城市领导的基地。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今年2004中国市长论坛的主题确定为城乡统筹发展交流城市可持续发展。今天2004中国市长论坛在广州花都区隆重开幕,中国市长协会执行会长,我谨代表市长协会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承办此次论坛的花都区区委区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2004中国市长论坛圆满成功。

  根据会议的安排,我做主题报告。题目是“城乡统筹规划与发展”。

  第一个问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问题。

  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特点,城镇化实际上是讲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人员城市就业职业与地点的变成,实际上现阶段的城镇化是城市繁荣带动农村的繁荣。中国的城镇化,是农民不失去土地为基本特点,农民工是富余农民与农民工进城,他们一旦遇到困难,可以回到农村,在农村仍然有其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城镇化,这也同西方早期工业化、城镇化的格局不同,那里的农民是失去土地破产进入城市,甚至是成为城市的无产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

  我要特别讲一下民工潮和民工荒的问题。民工潮是居住地点短时间向就业岗位集中的流动,长期以来主要是向沿海和发达地区流动。当前经常会议论到民工荒,也就是原来农民就业比较多的地区,民工就业的人数在下降,或者说农民是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选择就业地点,反映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价值取向,我们做了调查,实际上离开农村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减少,仅仅是由于今年的农业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农民开始注意到他自己原有的土地,而不愿意离开自己土地家乡过远的地方工作。这里有经济利益问题,比如说广东地区,提高五十块钱甚至更多的工资,不足以三个月回去一次的路费。同时,农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产业转移,希望得到就业岗位、合理的流动收益、低的居住成本,所以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中国城镇化道路中农民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所以农民在推动城市化建设中,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实际上我国已经有1.3亿农民离开土地,已经有九千万的农民在城镇生活。据统计有60%的农民流向了东部的城镇。所以农民进城务工使中国城市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经常有人说城市有活没人干,农民弥补了城市里有活没人干的局面,调整了整个劳动力的布局和结构。

  妥善保护农民进城的经济利益,这是各级政府要做到的,要说明一个观点,农民进城务工是城市的纳税者,带走的仅仅是他们的工资,所以他们应该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享受城市的文明,融入城市社区,加强与农民本身利益相关的制度改革,比如说社会保障、教育。现在我们知道城市里教育设施往往以城市人口计算是过多的,如果着眼于12亿6千万人口的教育设施来说,还是远远不足,所以我们应该在城市里还应该注意教育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平等使用权利。因此我这里强调,在农民工带走他们工资回去之后,我们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城市对农村农民的保护,进城的农民带走工资,主要做三件事,第一促进和改善农村居住,盖房子,第二在小城镇经商办企业,第三提高子女的教育,由此给我们一些启示,各地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并认真抓好城镇乡村的建设,这是中国城镇化应有的内涵。

  第二个问题,城市发展应该坚持城乡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在城市,2003年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人均GDP一千美元,进入新的时期,有13个城市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千亿,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城市应该发挥的作用,当前城市的行政建制是有利于城乡统筹,回顾83年之前我们的城乡分割、行政管理的分割、地市分制,83年之后,地市合并,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空间。这是95年城区区域图,这是2002年的城市区域图,足以证明行政体制已经给城市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统筹城乡考虑的基本条件,大家要注意不能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发展城市,不要过于将城市和农村对立起来,特别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当前要注意到发展紧凑性的城镇,节约使用土地。

  1996年到现在,七年的时间,我国减少了耕地一千四百万亩。紧凑性城市的概念,必须在城市发展中树立,作为指导思想,节约使用土地,其实我最近访问了北美,尽管土地辽阔,绿色建筑和绿色城市的概念,中间有一个指标,就是紧凑性的城市用地。由此这里就要强调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是城市领导者的基本责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市场配置资源、城镇密集地区发展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城市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提供就业的岗位,当前阶段,城市密集地区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国家讲三大城镇密集地区,三个城镇密集地区的占地7%,人口25%,居住区24%。这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实际上城市三个城市密集地区的组合,山东半岛、京津唐、东北大连等,进一步认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方针是极其重要的。

  我理解为四个方面。

  第一,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防止盲目扩大城市的规模。同时要强调现实为主的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实际上我国的城镇化必须是城乡统筹的,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是我们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城市发展要在区域的统筹下,按照各自所有的位置来研究自己的发展,这就是回顾一下十六大报告确定的区域发展方针,用区域发展方针研究本地区的发展战略。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中部地区是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西部地区是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东部地区是加快产业结构的提升,进一步发展外八向型经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是加快调整与改造,因此我们要强调一下,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发展结果的统计,不应该盲目追求城镇化率。

  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是客观的,大家注意内蒙、黑龙江的城镇化率,要比中部地区农业化城镇化率高很多,而且这种发展,2000年尽管比90年有所调整,但是总的来说,这种差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给当时的户籍制度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经济发展差异和城镇化差异是有区别的,不要轻易的追求城镇化率,最典型的内蒙跟安徽经济水平相当,城镇化率差10%。

  第三,要充分认识城镇规划的调控作用,我们说在城市发展中,要强调城镇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属性来研究,也就是说城乡规划是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也就是说市长协会换届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想这段话是值得在这里重温。温家宝总理指出,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是建设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工作,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要按照现代化总体要求,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统筹规划综合布局,处理好近期与远期、需要与可能的一系列问题。总理的这段讲话,我理解是城乡规划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在工作的实践中应该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注意统筹兼顾,注意好布局。城乡规划是政府指导调控,编制与实施城乡规划,是政府的战略目标,弥补市场的不足,有效的配置公共资源,保护资源环境,维护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城乡规划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是基本目的是规范人和社会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形态问题。城乡规划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我这里要特别强调改进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已经提到我们的日程,城乡规划的编制要注重确定从开发项目为主,逐步过渡到注重保护和合理使用各种资源,明确空间管制的要求,要从注重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定位到确定合理的发展标准促进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觉得首先应当完成城镇体系规划,重视基础设施的共用共享,促进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经济发展阶段当前必须重视的问题。

  近期建设规划要依据城市的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期限上相衔接,在内容上相协调,使之成为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阶段性目标。要重视控制性详细计划,来引导开发建设活动,控制性详细规划,是适应我国投资体制改革,正确处理资源有效使用、环境保护,尽可能的保护人居环境改善,是政府直接控制和引导城市土地开发的重要手段,要注重城市公共利益、公共设施的用地需要,各地政府需要强化法律定位,对土地出让、开发强度和持续的控制作用。

  最后我的结束语,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实施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东道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沈柏年致词。

  沈柏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市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2004中国市长论坛在广州隆重开幕了,广州作为东道主,有幸参与主办这一盛会,感到由衷的高兴。由于市长张广宁先生出访在外,我受委托代表出席会议,我代表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对论坛的开幕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国市长论坛作为开展城市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与纽带,为市长们交流城市工作经验、研讨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本次论坛有70多位兄弟城市的市长们参加,国家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中国科学院、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金融机构、学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大家将围绕城乡统筹规划与协调发展、城乡统筹管理与建设、投融资与城乡经济等问题交流经验,探讨良策,这对我们进一步落实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相信2004中国市长论坛的召开,必将有利的推动各城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广州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将广州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宏伟目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使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方面,我们从长远的战略高度出发,确定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城市发展战略,加快了老城区改造,新机场物流和高新技术产业区、东部产业带南沙开发区、广州地区大学新校区周边地区,未来广州新城、农村中心镇增城和从化等九个片区以及工业园区的建设,努力实现新旧城区和城市的协调发展,同时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支持与保护体系以及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改革,加快农村教育以及卫生事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广州的发展离不开兄弟城市的大力支持,今后我们将继续认真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学习借鉴兄弟城市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上的宝贵经验,加强与兄弟城市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

  举办这次论坛,中国市长协会和中国城市协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各兄弟城市给予了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广州作为主办方之一,将全力做好论坛的保障和服务工作,希望各位领导、各位市长、各位来宾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广州多走走多看看,向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最后预祝2004中国市长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在广州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广州市花都区区位书记陈国同志致词。大家欢迎。

  陈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市长,各位嘉宾,同志们,大家好。

  今天2004中国市长论坛隆重开幕了,我谨代表花都区委区政府表示祝贺,并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2004中国市长论坛在这里举行,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全力做好各项配合工作,确保这次论坛顺利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这几年花都区在广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壮大地方经济实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按照全面适应局部提高的思路管理城市,努力建设适宜创业和生活居住的美好家园,以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逐步呈现出城乡协调发展、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局面。

  出席2004中国市长论坛的各位领导、市长和嘉宾,在城市建设和管理、统筹城乡发展等各方面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我相信这次论坛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也一定能够指导和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好各项工作,更好的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更好的为市民服务,预祝2004中国市长论坛圆满成功,并请各位领导常来花都做客。谢谢。

  主持人:下面开始大会的发言。大会发言的主题是城乡统筹规划与协调发展。第一位发言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同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国城市如何做好国内和国际统筹”。大家热烈欢迎。

  龙永图:各位市长,各位代表,今天应市长协会的邀请,来讲一下城市管理的问题,应该说我很不够资格,特别是当着那么多市长来讲城市管理,确实也是班门弄斧。不过我还是想从经济全球化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大趋势,来谈一谈我们怎样在新形势下做好城市管理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刚才陶会长跟我说,这是一个民间论坛,所以我讲的这些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合乎正统的说法,仅提大家参考,这是个人意见。

  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形势,或者说我们中国和全球面临那些重要的发展趋势呢,我想有三个重要的趋势。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趋势,应该说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现在是愈演愈烈,这一点大家已经看的很清楚了。第二,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加速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加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大趋势推动下进行的。第三,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趋势。我从这三个大的趋势,来讲一讲我对于怎样做好城市管理的一些看法。

  第一,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趋势下,我们如何做好城市的管理。

  大家知道,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出现了全球产业的转移,特别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产业转移,这不是产业总体的转移,而是产业环节的转移,并不是说美国、日本将自己的钢铁或者纺织工业全部转移到中国来说,而是将其中的某些环节转移到中国来。这种大转移的背景,主要是全球化的结果使得跨国公司在自己整个生产和布局方面,出现了跨国界的投资与贸易的新形式。我经常讲到全球化时,喜欢讲一下波音飞机的例子。波音飞机大家知道在美国组装,是美国生产的,但是波音飞机几万个零部件是在七十多个国家生产的,也就是说波音飞机将它的生产链布局到全球的七十多个国家里,形成一个很长的跨国生产链,这种出现的跨国生产链,不仅仅是波音飞机了,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很多其他的产业,都出现了这样跨国界的常常生产链。

  生产链出现了之后,又出现了生产链的延伸,也就是供应链。因为仅仅是一个产品的制造是不够的,它还包括产品的设计、产品的原材料供应、产品的运输、产品的仓储、产品的零售,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跨国界的常常供应链,现在我们研究全球化,实际上是研究跨国生产链和供应链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城市的管理,对我们的市长提出了新的挑战。照理说成熟发达国家的市长是不太管经济的,但是在我国,由于中国的特色,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市长,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管经济,现在谈政府转型,不是政府管不管经济的问题,而是政府怎样管经济的问题,如果说政府转型就是认为政府不管经济了,我认为这是误会,至少在中国是长期不可能实现的虚假理论的依据。

  我认为我们市长经常做的工作,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要管经济。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式下,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供应链产业链的情况下,市长怎样管经济,过去我们经常说管经济,但是现在不喜欢说管,改为说为企业服务,实际上管理就是服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全球产业的大转移,出现了生产链和供应链新的形式,我觉得我们市长管经济,应该从管企业逐步过渡或者说转移到管供应链和生产链,实现这样的转变。因为如果我们孤立的管企业,是管不好经济的,如果我们孤立的为企业服务,是服务不好企业的,我们应该逐步的将我们的眼光、重点转移到怎样管理生产链、供应链的运作,而且降低产业链和供应链运作的成本。这是我们想讲的在城市和市长管理方面,应该实现的第一个转移,就是从管企业到管供应链和生产链的转移。在这样的转移过程中,对市长在管理企业和管理经济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个任务,我们要帮助减少供应链在运作过程中体制的障碍,减少生产链和供应链的运作成本。应该说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在我们中国还是一件比较新的事情,因此我们很多问题都比较解决,特别是体制性的问题,比如说供应链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运输。由于中国长期形成的体制,比如说我们的公路运输、海运是交通部门管理的,铁路运输是铁道部在管理,航空是民航总局在管理,再加上如果要管理跨国的供应链,又必须通过海关、商检和其他的口岸部门来加速整个产业链,特别是跨国产业链的运作,这样的话怎么样解决跨部门中很多体制上的障碍,顺利保证跨国供应链的运作,减少整个生产链和供应链中的运作成本,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当今的世界,一个企业掌握多少资源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怎样整合资源,怎样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比如说生产的优势,品牌的优势,技术的优势,销售的优势,在整个产业链里形成一个龙头的作用,整合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资源,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的市长在很大程度是要帮助我们的企业在整个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整合资源,逐步的使我们的产业,使我们中国的产业,在整个产业链里形成龙头的作用。在这方面,我觉得怎样减少供应链和产业链方面的体制障碍,减少运作成本,确实成了我们市长管理经济很重要的任务。

  第二个任务,由于现在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生产链与生产链之间的竞争。比如说一个成衣的供应链,可能面料是意大利的,设计是日本的,制造在中国,销售是由美国的一个大销售公司来完成的。这样一个长长的供应链,又和另外一个可能与意大利的面料、韩国的设计、马来西亚的制造、欧洲的零售形成另一条产业链的竞争,这两条产业链的竞争,在一个国家里可能是延伸的很长,也可能延伸一段,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局面。怎样确保产业链与产业链竞争中,供应链与供应链竞争中,能够进行有序公平的竞争,这对我们来说要制定很多新的法律法规,来确保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的竞争公平游戏,确保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竞争的有序。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很多法律还是空白,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还有很多事要做,在确保新形势下产业链与产业链、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公平竞争,我们要将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拓展到产业链与产业链、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公平竞争,这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三个任务,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占据着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环节。比如说成衣的供应链,据美国一个有名的专家告诉我,在这样的供应链中,中国的成衣供应链只能拿到5%-10%的利润,而象意大利等品牌制造者可以拿到30%的利润,而美国、欧洲等零售批发企业和运输产业,可以拿到大概55-65%的利润,怎样帮助中国的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逐步走向高端,拿到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这是中国市长应该起到的重要作用,帮助中国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中,逐步走向高端,逐步走向高附加值的环节。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出现了产业转移,出现了跨国界的产业链、供应链,这对我们的市长管理经济,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使我们管理的重点,逐步由为企业服务到为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在这个方面很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也给我们城市的管理,提出了很多严重的挑战。

  刚才也说提供了很多机会,汪部长刚才说的主要是这方面的问题,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城市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的进程,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城市化的进程。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们不要盲目追求城市化率,这是对的,但是追求城市化率,这也是我们的长期目标,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长期低于40%,而不象发达国家一样高达60%-70%,那么我们永远成不了发达国家。有一位专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他说中国过去的革命成功,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的发展是城市包围农村。我们不能为短期的问题,而忽略中长期的重要目标。

  中国目前确实面临着一些重大的结构调整的问题,怎样加大工业和服务业在整个GDP的比重问题,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问题,如果不加快城市化的建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服务业尽快的成长,尽快的在整个GDP总量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转移农村人口,让他们尽快转移出来,这是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本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就农村解决农村问题,这是根据不行的,我们要将农村的人口转移出来,这是根本。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要认真的研究,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怎样加快实现城市化的问题。

  最近9月26日,我们和市长协会在南通召开了全球大城市带的高层研讨会,全世界几十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市长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我们在这个会议上研讨了所谓大城市带的问题,洛杉矶的一个领导人讲他说二十一世纪可能是超大型城市群的世纪。我觉得这个讲法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大的城市带或者说大的城市群,已经对整个GDP的贡献,超过了50%以上,比如说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三大城市群,他们对于美国整个GDP的贡献,已经达到了65%。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对整个GDP的贡献达到75%,而中国最大的三个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对中国整个GDP的贡献也就才38%。我认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建立三个、五个、十个、十五个、二十个大的城市群,我们必须进行集约性的依托城市发展,我们中国的经济才会有效率,才能实现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和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犹豫,因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工业化,当中我们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这些代价是必需的,中国可能会慢一些,但是慢也要加快去做。

  在建立大的城市群问题上,我觉得中国的市长应该有一个转变,就是在管理城市的问题上,要从孤立的管理单个城市,到管理城市群这个方向转变,一个市长如果只是孤立埋头看自己一个城市的规划,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完全不够的,他必须将自己的眼光放在周边的大城市群,以周边大城市群的发展,作为研究自己发展的一个基础,如果孤立的从研究自己一个城市的发展,而不研究城市群的发展,那么这个城市可能会边际化。所以在研究大城市群的时候,在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要着重研究怎样发挥中心城市辐射作用的问题。而围绕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要研究怎样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主动对接中心城市。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观念要有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在管理城市方面,从孤立管理自己一个城市,到管理整个城市群,和周边整个城市群的发展,来考虑自己城市的发展,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过渡。最近在南通会议上,外国很多市长的讲话中,我们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我想将南通会议上,一些国家的市长谈到的建设城市群方面的体会,给各位市长做一个介绍。

  他们认为在管理城市群方面,最重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规划,不可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孤立的规划,洛杉矶市长告诉我们,洛杉矶八十多个市的市规划是统一进行的。蒙特利尔市长告诉我们,周边28个城市的规划是统一进行的,他们有统一的规划原则、统一的预算、统一的审批标准,所以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大城市群体基础,就是统一规划。这对中国很多城市群来说,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城市群,中间还有很多农村,实际上就是城乡统筹规划的问题,所以统一规划的问题,是建立城市群的一个核心问题。

  第二,建立合理的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分工问题。联系到我刚才讲到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出现了生产链、供应链的延伸问题,我们在考虑自己产业分工时,要很好的研究产业链的问题、供应链的问题,而不应该在一个城市里建设一个供应链,或者在一个城市里建立一个产业链,这是完全违背当前整个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趋势。最近我看到一些城市的规划也好,计划也好,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这些规划的帽子基本一致,都是政治上的帽子,尾巴结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中间的自主产业也大体相同,这样的规划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的市长,我们的规划部门认真的回忆一下过去的五年计划,那些五年计划有多少能够实现呢,所以我们怎样避免这些产业分工的雷同、规划的雷同,形成真正的合理分工,按照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理论布局,来形成城市群的分工,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很多规划,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我不是说城市内部的城建规划,我是说经济发展的规划,这对于我们整个从管理一个城市,到管理一个城市群来说,这样一个重要的转变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在一个城市群里,怎样统一处理那些一个城市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加拿大和美国五大湖的市长,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怎样保护湖区的问题,怎样保护湖区水资源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市的市长可以解决,比如说一个河的上中下游城市,由一个城市来研究这个地方的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问题,那完全是浪费时间。所以在研究城市群问题,怎样研究统一处理一个城市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的问题,也是在研究城市群里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会议上,我还听到西方发达国家市长在谈到城市群时,他们一致认为城市群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我们中国来说,也就是解决农民工的问题,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不能将成功的一亿二千万的农民成功转移到城市来,让他们在城市里安居乐业,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瓶颈。我们在管理城市方面,要逐步的从管理单个城市,到管理城市群,有这样的观念和方法。

  第三个问题,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趋势下,对于城市的管理,应该逐步的从陈旧的观念和落后的技术,逐步过渡到以现代的观念和最新的技术来管理和改造城市的问题。关于管理城市的观念问题,我从南通会议上得到这样的结论,他们认为现代管理城市最新的观念,就是使城市变成健康和绿色的城市,所有市长谈到城市管理,无非是谈环保问题、水资源问题、能源效率问题、垃圾处理问题、污水处理问题,当然他们市长的功能和我们中国市长的功能不同,但是我们的市长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也会逐步从现在主要管经济,到管理一个现代的健康、绿色的城市方向发展,实际上中国很多城市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在观念问题上,他们提出要使城市成为吸引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地方。我认为这也是比较新的观念,现在好象是劳动力跟着企业走,费城市长提出现在大企业都是跟着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的劳动力走,那里有高素质的劳动力,那里有价廉物美的劳动力,企业就往那里走,所以怎样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变成了一个城市的核心问题。在企业投资的方向问题上,他们提出一个城市应该怎样吸引劳动力,提出了这样的一些条件,包括教育设施、安全感、文化设施、娱乐设施、人际环境,这些重要的条件都使得城市在实现自己创造最大的就业环境方面,必须要做的事。

  在研究我们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些新的观念,当然新的观念实现,要建立在使用现代技术改造和建设城市方面。过去我们城市的市长碰到垃圾污水处理问题,常常是想将垃圾其污水送到远离城市的地方,但是现在形成了城市群,这样的做法显然不行了,垃圾和污水的处理往往要就地进行,所以就要用最新的技术来处理城市碰到的非常棘手问题。很多同志可能到过维也纳,我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高层建筑在市中心,后来打听这个高层建筑,竟是维也纳市的垃圾处理中心,用最高的技术对城市的垃圾进行了处理。

  最近我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中国一个公司,远大空调公司,编辑的一本书,叫《绿色启示录》,这本书写了巴塞罗那市以及西方一些发达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问题,怎样以最新最高的技术,来处理城市遇到的棘手问题。比如说提到巴塞罗那市的一个污水处理工厂,盖起来在污水处理工厂的顶部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广场,这个广场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论坛。他也提到了巴塞罗那市怎样利用回收垃圾和其他废物,建立了新的能源回收中心,利用这个新的回收能源中心产生的废热,来为周边的大批居民和建筑提供中央空调,而在中央空调机的旁边,又建立了生态公园。这本书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启示,怎样用最新的技术来改造、来建设我们城市的问题,使得我们城市的管理问题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来处理城市管理中遇到的棘手问题。

  城市的管理在当前的形势下,确实有一些很重要的转变,从管经济从为企业服务,转变为产业链、供应链服务。在城市群大量形成的背景下,逐步从管一个城市到管城市群这样一个方向转变。从新技术的发展大的背景下,我们要逐步的用现代观念和最新的技术来改造和建设我们的城市,我相信我们通过这次市长论坛的交流,大家能够集思广益,能够将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城市群,不但建设成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经济实力最雄厚,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度最大的地带,而且使我们的城市变成健康、绿色的城市。谢谢大家。

  主持人:第二位发言的是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同志,他发言的题目是“科学发展观与区域规划、区域经济”。

  杨伟民:非常高兴今天参加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市长论坛,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当代头号问题。大家都知道三农问题是我们党的工作重中之重,而解决三农问题之道就在于统筹城乡。我们正在研究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刚才龙部长已经批评了半天,城市化问题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里可能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将我们在研究中形成的一些观点,按照组委会给我确定的主题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比较以人为本为宗旨来推进城市化。刚才实际上两位领导已经说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以人为本,要以人的需要为前提,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也要统筹城乡发展,以人为本,不能仅仅为城市人为本,而且要以7.8亿的农村人为本。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以人口的城市化来推进城市化,而不能仅仅是将农民的土地城市化了,将城市建设的更漂亮为宗旨来推进城市化。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是我们在做十五计划评估总结的五个偏差之一,叫做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的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出现了大量三无农民,也就是说城市化的推进,不单没有缓解三农问题,反而加重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农民从以农业为生,转到以工业、服务业为生,从农业转变到非农业,居住地发生了变化,并不是所有的工业、农业,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需要转移的农村人口,都会在原地找到工作,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说,过去就地转移的方针,确实有一定的偏差。

  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也必然有一部分随着人口的转移,转移到城市建设、转移到非农产业,也就是说人口和土地这两个要素,都被城市化,这是城市化的过程。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于人口、土地被城市化了,而农民还没有被城市化。最近几年我们城市化的速度很快,去年达到了40%,叫历史性的超过了40%,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大大延伸了城市人口统计范围的结果,是一个统计的结果,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口径,2000年城市化的水平一年提高了5%,2003年我们市政总人口是5.2亿,达到40%城市化,但是实际上非农人口还是只有2.5亿。按照统计说法,就是将未落户口的人统计为城市人口的结果,去年有1.1亿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他们只要在城市定居六个月以上,都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刚才汪部长说有九千万,我不太清楚,如果是九千万就是很大的人口了,这部分的人口在享受的公共权利、公共服务方面,与拥有户籍的市民相比,还有极大的差别。这个大家都看的很清楚了。

  城市化的完整含义,不仅是土地被城市化,不仅仅是人们到城市就业,而且人要能够在城市定居,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享有他应该享有的一切。而不应该是我们这种身份上是农民,从事的职业是工人,也不应该是大规模长期化的,而且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代接一代的流动向性,这是我们城市化的模式,但是我觉得会带来四难,四个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个问题,城乡的差距难以缩小。大家都在说城乡收入差距在逐年的扩大,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统计的结果,但是如果换一种思路,或者叫做一个统计游戏,假定1.1亿农民工,每一个人带一个家属来城市定居,我们假定这1.1亿农民工打工的收入,不再是作为农民的收入,因为我们现在统计是收入的农民,而算到城市里来,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三千万人是带着家属,光是适龄儿童就有六百多万已经进入到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计算城镇居民收入的分子分母,计算农民工收入的分子分母发生变化,由现在统计的3.23缩小为2.84,差距缩小,当然我说这是一个统计游戏了,这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统计游戏,但是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农村人口不减少,我们在大概18到19亿亩土地上,是种不出那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农民收入来的,也就是说即使绣出花来,农民的收入永远小于工业品和服务业的收入,这是铁的定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起来还是好象永远的当做农民,将他们的收入永远当做农民的收入,大家知道,很多都是在城市做了十年,甚至十几年,但是他还是农民。

  第二个问题,城乡公共服务的分配难以公平,我刚才说的统计游戏,绝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游戏,它实际上是城市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整。农民工如果在城市定居下来,意味着城市政府将为二亿农民工及其家属支付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公共服务。刚才我说了,如果那六百万适龄儿童,也就是六岁到十四岁的儿童,城市政府就要支付这六百万儿童的义务教育费用。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可怕是导致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一个农村孩子在城市和农村显然接受的义务教育的程度不一样,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农民工只能进城就业,不能在城市定居,意味着城市对农民工和其家庭成员不付出公共服务支出,仍用原籍所在地政府承担。经济向几个大的区域集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趋势,经济的集中也必然伴随着就业的集中,但是并没有带来人口的集中,我后面也会讲到一些数据。

  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越是城市化了的地区,吸引农民工越多的地区,财政收入可能就越相对比较宽裕,因为它占有了农民工创造的GDP,或者至少说是统计上统计为本地区的GDP,和实际上占有了农民工已经上交的税收,但是可以不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支付公共服务支出,会导致什么问题呢?越是城市化的地区,可能财政收入越宽裕,但是越是欠发达的地区,流出人口越多的地区,创造税源的人走的越多的地区,财政可能越困难,因为能够创造税收的人已经走了,家里是留着他的妻子、孩子和老人,这些人多数是不能创造税收的,仅仅是财政支出的负担,而不是财政创造税源的人口。如果这样长期下去,现在大家都说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我认为实质问题在这里。如果二亿人的公共服务支出由农村政府负担转为由城市地区负担,那么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会大大的缩小。

  第三个问题,消费需求难以扩大,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期盼经济增长更多靠消费需求带动,但是结果几年来,我们不得不越来越靠投资的增加来带动。结果导致了粗放型的增长,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以来部分领域投资的过度膨胀,不得不采取本次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措施,当然原因有很多很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单纯的去压投资的总量可能不是一个办法,要相对的提高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我们过去的思路,也采取了很多,虽然我们也采取了扩大投资的措施,当然我们也增加了扩大消费的措施,但是如果仅仅限在现有的城市人口这样的群体上,而不是想办法增加这个消费群体的规模,那这个消费需求扩大起来就非常的困难,因为任何一个人,它的消费的饱和点都是有限的,达到一定程度,再往上提高消费水平是比较困难的。而扩大这个消费群体的规模,因为一个城市人的消费相当于一个农村人消费的三倍,扩大一个城市人,当然前提是有收入水平,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思路,仅仅是扩大现有城市人这个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转到怎么样来扩大我们这个消费群体的规模。如果你不让他们定居,即使这些农民工已经有了消费预期,他的潜在消费需求是不可能转化为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第四个问题,产业工人的素质难以提高。过去城市化的载体之一是通过,当然过去叫农转非,其中一个是国有企业招收一部分,当然很少很少,招收一部分农村子弟到工厂,成为企业的正式职工,或者是接受一定的职业技术教育之后,进到企业里,成为这个企业的正式职工,如果成家了,家庭成员自然而然的成为城市居民,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模式改变了,过去国有企业培养的技术工人正在逐步的退出我们现在的工人阶级队伍,现在制造业全部的从业人员大概是八千多万,但是过去我们所说的职工,现在只有三千万,只占到35%,这意味着今后我们的产业工人会越来越由农民,我们所说的农民工来填补,因为很多过去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退休了,再过二十年,基本上前一代人就没有了。我们国家现在1.4亿职工当中,技工占到50%,其中初级工占61%,中级工占35.5%,高级工占3.5%,这是我国技术工人的状况,美国和日本所谓的蓝领员工,百分之百都是技工而且高中级的技术工人占到85%,如果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和落户,如果他进城就业仅仅是作为他补充作为农民的一个收入手段,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就不会产生强烈的掌握一技之长,去掌握一定技术,这样的动力和机制,作为一个企业,可能它也不会对他聘用的农民工进行长期性的投资。刚才我也说了,农民工正在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应该说城市的独生子女、掌上明珠可能很少会进入工人阶级队伍。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设备,我个人来看,应该是比较先进了,如果不够先进可以购买,但是技术工人是买不到的,现在技工荒,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技工化,现在技术工人的缺口达到60万,软件开发工程师就达到了四十万,这是劳动保障部统计的一种调查结果,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我觉得不能永远建立在大规模、临时性一代接一代的农民工产业工人的基础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推进城市化必须跟区域发展相结合。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有之前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都明确中国城市化道路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这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上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规模之争,到底是小城市好还是大城市好,到底是发展小城镇还是发展中等城镇等问题。但是在哪些区域推进城市化,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按照规模来说的这样一个方针,大中小所有的城市都得包括,你明天还可以分,大中小、特大、超大等,但是这样的按规模分的方针,并没有落实到空间,究竟在哪些趋势推进城市化。刚才龙部长说到今后应该培养大城市群,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那些区域培养大城市群。

  过去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在农业社会耕田是人的就业岗位,人随着耕地走,耕地是分散的,人的居住也是分散的,但是在一个现代社会,工业和服务业在一个地区都是相对集中的,所以人必然会跟着过来,必然出现这样的趋势,所以有了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是一个经济的布局、就业的岗位和人口居住的空间三位一体的问题。在何处推进城市化,在哪个区域推进城市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到2020年之前,我们的36万亿的GDP,肯定会超过36万亿了,6亿多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我们是在因此2020年算出来的,七到八亿的城市人口,在那些区域产生,36万亿的GDP在那些区域产品,六亿多的就业岗位在那些区域创造,七到八亿的城市人口,在那些区域居住,我们虽然明确了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等战略,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我个人叫的,大均衡之下必须要有小倾斜,也就是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要明确那些空间要开发,那些空间能够崛起,哪些空间能够振兴,仅仅明确产业是不够的,要明确哪些空间需要保护和限制,在三江源头地区,这些区域如果变成了城市化地区,变成了工业化地区,将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深远的灾难性,我个人看不能长GDP,这些地区的市长减少GDP是英雄,但是增加GDP对我们中华民族可能不是好事,当然要解决一系列问题了。在总体的战略下,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现有发展水平,按照以下四类地区来划分发展空间类型,来具体的确定城市化发展方针。十六大发展方针是总的方针,但是还是应该具体化,包括区域发展的十六字方针,也必须具体化。

  第一,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已经开发区域比较高的地区,进行整合,加强对空间开发的约束,限制低水平的盲目开发和占地多、污染大、耗能高的产业,这些区域必须保持绿色的空间。这个区域搞土地大家说会比较值钱,可能比新疆值多少钱,但是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些新的大城市地区,农业不仅仅是提供粮食产量,提供几个麦子,重要的功能是提供绿色空间、提供环境空间,如果这个地方全部变成了水泥地,再过二十年,大家可能都会走了,不会在这里呆。如果这些集中了我国经济的区域,仅仅是集中了经济,而不集中人口,中国的区域差距是永远不会缩小的,如果这些区域的发展内容完全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内容完全相同,或者过于雷同的话,不仅这个地区今后发展的环境成本会越来越高,也难以为其他区域的发展腾出空间,区域的差距还是难以缩小。

  有一个城市发展报告,刚才几位领导说到的,特别是龙部长说到日本三大经济圈创造了日本GDP的75%,但是仅仅这个数据不够,要知道三大经济圈也积聚了全日本65%的人口,如果没有这65%的人口,日本的区域差距也比中国大很多,广东和西藏的GDP差距,和美国是差不多的,和位居第二位的宁夏绝对差距,和日本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差距也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区域差距,因为经济的聚居也伴随着人口的聚居,所以人口一平均,也就差不多了。我记得上海和贵州差距是第一位的。欧盟地区是五边型的大都市地区,拥有整个欧盟50%的GDP,但是同时他们也拥有整个欧盟40的人口,按照任何一个行政区划分,人均收入的差距都是在缩小的。按照户籍统计,我们三大经济圈集中了全国40%的GDP,刚才龙部长说是38%,但是只占有全国25%的人口,刚才汪部长也说到了。但是中国不可能仅仅有三大经济圈,因为中国今后有14到15亿人口,如果这三大都市圈集中全国70%的经济,集中60%的人口,就会有八亿到九亿的人口集中在三大都市圈,我认为这三大都市圈目前以及未来的环境以及资源,不能承载这些人口,所以领导曾经说过,广东今后要脱胎换骨,现在上海、北京、广东都感觉人太多了,为什么人太多了,深圳已经达到了一千二百万人,是因为就业岗位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就业岗位就会来什么人,你赶是赶不走的,否则你不要这个GDP,将项目拿走。

  第二,对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较好的区域,应该确定为新的城市化区域,或者说叫做城市圈城市群,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部和西部地区再形成若干个次一级的经济圈,如果都跑到东部来,会将东部压垮的。

  第三,对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较差的生态脆弱地区,比如说退耕还林地区、天然林保护地区、草原三化地区,还有重要的水源保护区等等,这些地区应该明确为不宜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的地区,要对开发建设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控。最终应该促进这些区域目前的人口有序、平稳、自愿的转移到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地区。要有更加具体的区域调控的政策,比如说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目前还做不到,象天然林保护地区,没有农业税,又不让搞工业化,可以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让当地人达到,象上海人可以接受的义务教育,也可以在这里达到,当然这是逐步的过程,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目标,公共服务全体人民均等化的目标。当然还有土地的政策,我刚才说的对开发密度比较高的地区,就要实行比较严格的分类管制的土地政策。另外包括国家的财政投资,究竟怎样分配,不能仅仅按照产业分配,我们现在都是按照产业,一条线一条线,发改委一条线,水利部一条线,应该逐步转化为既要按照产业来分配,也要按照区域来分配。

  实现这种空间结构的大调整,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历史性任务,需要经过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不能急于求成,但是我们觉得不能因为是长远的任务,我们经常说到一些问题,三农问题、就业问题,这是很长远的问题,不要管它,以后再说吧,但是如果短期政策过于短期,可能会恶化我们的长期问题,使我们的长期问题越来越长期化,越来越难以解决,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现在这种城市化的方式,不让农民定居,不改变这种各地遍地开花,都将自己变成政治中心,以自己为中心来推进城市化空间的模糊方式,我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协调,是解决不了的,特别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会越来越恶化。我们很多地区是不能搞城市化、搞工业化的,现在我们花很大代价在解决二三十年前积累下的矛盾,为什么会出现煤炭塌陷区等,如果我们不未雨绸缪,会遇到越来越多问题。比如说河北很多地方,抽取地下水生产钢铁,十年二十年之后地下水抽出来了,地面下降了,现届政府不管,不支付费用,企业家揣着赚到的钱跑了,今后留下来的塌陷区的治理问题,会使我们的后代,也许到不了后代,我们就要花更大的代价来解决人与自然恶化的问题。

  城市化的过程,必须进行管理和协调,这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必须做到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才要做,但是我国是世界上规划最多的国家,正象刚才龙部长说到的,真正管用的规划是不多的,规划数量很多,管用的规划,我个人认为,虽然我是规划司的司长,很少。随处可以看到缺乏规划,或者说规划落后、滞后带来的各种恶果。

  原因也是很复杂,根本原因我认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规划体制和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现实的需要。从城市化的问题来看,我认为至少,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了,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需要了。过去我们是限制城市化,现在不是说鼓励城市化,但是党中央提出了不失时机实现城镇化,但是我们现在的管理还是过去那套限制城镇化的体制。

  上下之间简单的效仿,刚才龙部长说到了,你将规划前面的省去掉,就猜不出这个规划是那个省,简单的上行下效,规划不太协调。因为上边是建设部门,发展改革部门,或者过去叫计划部门,还有土地部门、交通部门、铁路部门,上边是千条线,到底下落到一个具体的空间,难免出现在一个空间打架的事情,这种事情可能有很多很多。最近几年来,我们从编制完十五规划,当时编制十五计划时,我就觉得我们的规划体制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在研究,要改革我国的规划体制,当然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

  改革的方向很多了,我说三点。

  第一,强化区域性空间规划,现在大家还有很多争议,编制区域规划的目的加强行政区域之间的合作,促进各个地区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我们的发展是无制约的发展,或者说增长,如果严格的说实际上是增长,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增长,因为没有任何约束的东西。规划本来应该成为这样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没有成为这样的东西。那么区域规划的主要功能是划定区域内各类空间的红线,将区域内的空间、产业聚居区、绿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待开发的保护区等,落实到具体的空间。我们过去的规划是以纵向为主行业为主的体制,我觉得今后已经逐步的过渡到市长圈圈内为主的规划体制。

  第二,改革市县规划体制。我注意到一般越往上的规划越虚,或者说越原则,就象我们搞的规划很虚很原则,但是越到基层,这种规划应该是越细越有约束力的。但是我国在这个环节上恰恰最薄弱,到市这个层次非常的薄弱,刚才说到部门分割的规划体制,也许在中央反映不是特别强烈。为什么?因为中央部门,象规划司就有好几十人,起码可以张罗搞点规划,可以有手段有能力将专家队伍动员起来,但是到一个市县就不行了,真正搞规划的人本来没有,也没有这个手段,每个部门搞一个规划,一个部门好几个司,一个司搞一个规划,到下面就是一大堆的规划。别的不考虑,就是那些人也是搞不过来的,搞不了那么多规划。为什么我们在这么大点的地方,不能将所有的规划放在一张图纸上呢,给他合到一起呢?我也注意到我们有很多规划,比如说搞水资源的规划之前,论证水资源怎样规划,不知道经济发展,不知道产业的分布,水利规划没有办法搞,所以要论证一下经济发展。公路规划也要论证经济发展,最后找来找去,找到一伙人头上去,当然为经济学家创造了就业岗位了,但是这是严重的重复劳动,没有必要,如果你有能力,预测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将这个区域一次性预测好,搞水利规划、城市规划等用一个标准不好吗,是因为我们上面有十几个部门,下边就合不到一起,所以要改革时县的规划体制,我们在苏州、宁波等地开展了市县规划体制的改革,目的是为了缓解这些矛盾和问题。一个政府就搞一个规划,可以搞一个长远不断滚动修改的规划,不要每五年大家起立编制规划,再过五年又起立又编制规划,这个空间就是这么大,不要说五年又搞一次五年又搞一次,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第三,完善民主化、规范化的规划编制程序。法律为什么科学,审判为什么有效,是因为制定程序是非常复杂的。现在我们的规划为什么没有效,其中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因为我们的程序太随意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人家也不拿你当回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的规划,如果你想让规划管用,哪怕管点用,也必须在程序上规范一下。现在出来之后谁来审批,大家都不清楚,这时就很模糊,或者按照惯例来办事,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法制的社会,不能老是按照惯例来办事。所以应该逐步建立民主化、规范化的规划编制程序,包括怎样进行前期工作,怎样论证项目,怎样民主参与,怎样进行衔接论证,由谁来审批谁来公布。

  我的工作岗位和各位市长相比,是很脱离实际的一个岗位。所以我讲的话考虑不太现实,过于理想化,但是我们的工作,领导部门的要求就是超前考虑长远考虑全局,我讲的不一定对,和现实可能有很大的差距,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市长批评。谢谢大家。

  主持人:对城市规划问题,我本来应该发表一点意见,没有准备,城市规划确实是一门科学,我们国家是很注重城市规划,这几年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还是有很大进步的,但是也存在很大缺陷,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本人要说说历史,当过城市规划局局长,也当过市长,也当过建设部分管城市规划的副部长,没有来得及准备,如果来得及,也可以给大家讲讲城市规划的问题,希望市长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让城市规划为城乡协调发展服务。

  下面有请香港资深测量师梁振英先生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香港土地利用和房地产开发中的问题”。大家热烈欢迎。

  梁振英: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领导,各位市长,各位来宾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广州,来到花都,有机会跟在座的市长们共同分享香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我个人作为香港居民的一分子,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香港在战后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也经历过一段现在内地某些城市,在近年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机遇和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与近来高速发展、人口高速增长,郊区人口往城市转移,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我今天谈到香港的经验,个人的一些看法,里面总有一些供大家参考,但是也有一些不完全合用,恐怕更有一些仅能作为内地城市发展的反面教材。

  我今天主要谈六个方面的问题。我不一一念了,等一会儿我将这六个问题一个一个展开介绍。这六个问题里,一头一尾我将两个难度比较大,既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问题,放在第一条和第六条。第一是城市和郊区(海港)的发展和保育关系。第六个问题是香港和内地土地利用分工和问题。我没有将第七个问题写上去,第七个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内地谈的比较少,我国的金融市场在逐步的发展,逐步的开放,今天是我国经济体系里开放程度最低的一个,但是在未来几年,我们会开放的比较快,金融市场对房地产开发,因此对土地利用,也因此对我国的城市建设正面和负面作用。我说正面和负面作用的意思,尤其在内地,看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跟城市土地开发的关系,我们总是想怎样跟他们借点钱,作为资金来源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城市是有生命的,我们将一个城市和人的身体来比较,一个人怎么成长,怎么有活动能力,其实跟它的血液循环系统很有关系,血液通过循环系统,怎么将人的身体成长需要的氧气和养分带到身体各个部分,循环系统和人的关系怎样,可以出一些什么毛病,这是我想说的正面和负面的东西。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多,所以金融市场的问题,我暂时放一放。

  第一个问题,香港城市和郊区,包括海港的发展和保育关系。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是香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香港城市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香港城市的发展密度反差比较大,在旺角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同时香港离开旺角开车半个小时,到香港郊区,就是完全没有人烟了,香港这个地方地少人多,这个说法既正确又不正确,象旺角这些地方,确实是在世界上人口密度排第一名,但是同时,我们要在香港一千平方公里的城市上,将所有香港建成的楼房,一层一层的拆开来,铺在香港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变成单层的建筑物,仅能覆盖香港五分之一的土地面积。这说明香港的发展密度反差有多大。

  香港市区的人口密度极高,我们在郊区的动物物种极多,在香港大都市金融中心,在香港区域里,我们蝴蝶的品种比英国全国的品种还要多。香港西贡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世界上香港独有的蜻蜓品种。很多昆虫、鸟类需要保护的,濒临灭绝的物种,在私人的土地上,从社会的角度上,怎样保育这些物种的持续生存,以及私人土地的发展权益,这种产权,是非常大的问题。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很小,香港的住房主要是私人房屋和公房,数量大概是一比一,私人的房子一般来说面积比较大,但是就是在私人的住房里,大概一百万套,从最小排到最大,中间那套面积仅仅是45平方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个地方,老百姓要扩大居住面积压力很大,要求很高。现在经济发展上去了,每家每户家具多了衣服多了孩子的参考书多了,还有音响器材多了,但是面积是45平方米,我们不是没有土地,我们现在已经开发的土地占的面积比较小,老百姓的住房面积比较小,我们有很多闲置空置的土地,怎样处理好这个矛盾,我后面还要说怎样维持供应土地和房屋价格的关系。

  我们在香港可以到大山公园里去走走,也可以到沙滩去玩玩,可能只需要开车二十多分钟,但是也说明郊区在保育方面,受到城市发展的冲击很大。给大家看一张图,基本上按比例,这是港岛沿海,带形的市区发展,是14公里,九龙半岛,按照人口来计算,这里大概是一百万,那里也是一百万,加起来一共是二百万。香港总人口是六百八十万,剩下这些四百八十万都是在新市镇。我刚才说了发展与保育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蜻蜓就在这里,蝴蝶在整个香港地区都有,在大屿山我们有在树上长的青蛙,也是世界上独有的,在这个位置还有中华白海豚。这是香港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们对发展超大型的城市很有顾虑,怕管不好,由于人口密度高怕产生种种社会问题,所以我们搞了很多新市镇,象将军澳等是在过去三十年发展起来的。这些新市镇可以自给自足,一个家庭住在新市镇,在当地上班,孩子在当地上学,一周、一个月的生活需求、娱乐需求都可以在新市镇满足了,不必来回跑了,不必要的交通运输可免则免,因为是浪费,交通本身,这是西方的一个基本想法,交通运输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仅仅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将人的就业岗位、消费集中在新市镇,自给自足。这个经验不管在香港或者是在外国,并不成功,比如说在英国我们就知道很多英国人坐火车,一大清早五六点钟就起床,一二个小时的火车到伦敦去,或者是美国开车走二个小时去上班,自给自足并不是很成功。在香港也是一样,在香港还有其他很多国家都有名校,很多父母为了子女的教育,很远也要将孩子送到这些学校上学。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下一个题目,就是城市和郊区的公共交通问题上,政府补贴交通费用的问题,政府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一个城市要发展,尤其是我们往郊区发展,甚至我们将这个问题扩大来看,一个城市群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问题。城市向郊区扩展,要扩展的比较成功,首要的前提,是有一个良好的交通系统。城市良好的交通系统安全、方便、效率高,如果城市与郊区之间没有良好的交通系统,很多人的经验,是将公房免费送出去或者租出去,也没有人搬过去住,香港搞新市镇时就有这些不好的经验,我们有了道路,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买得起车,到每个家庭都可以买得起车时,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养得起车,养得起车并不表示他每天会将车开到中环上班,将车停在中环上班,一天的停车费就是二三百港币,一个月的停车费就比办公室一个秘书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与内地的城市、国外的城市相比,香港在公共交通系统方面,发展的还是比较完备,也是比较成功的。每天早上大家到中环去走走,八点钟开始,一直到九点半这段时间,大的双层巴士载客量是一百人左右,好象列车一样,收费并不贵。香港的九龙巴士公司,是全世界车队最大的巴士公司,但是收费并不贵。香港市民对于交通费用敏感度非常高,1966年再加上其他的社会因素,我们在香港曾经有一场暴乱,天星小轮加价五分钟,从二毛钱加价到二毛五分钱,引发了一场暴乱。香港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中间有一个海港,从西到东,我们的山岭也是从西到东,去过香港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凡是我们的隧道,都是南北向的,打隧道的成倍很高,尤其在香港这个地方,比内地的建筑造价高很多,所以我们隧道的设计能力是很勉强的,造出来之后要收回成本,过海过山的隧道费都是非常高,因此巴士走过这个隧道,收的票价也是比较高的。政府有些隐性的补贴,关于香港的材料都说香港政府,尤其是97年上台的政府,都说我们是不干预,经济是市场经济,我们是积极不干预,意思是说你有时候想让我们做一些事我们不做,但是有些事我们是积极干预。香港政府在公共交通的介入很深,香港的原油税很贵,不管是汽油还是煤油柴油,但是巴士公司使用的柴油是免税的,柴油成本对巴士公司来说成本很低,到了今天,巴士公司运营成本里最大一条还是司机的工资,所以一部车配一个司机,这个车必须越大越好,造成现在香港的巴士是全世界最大的巴士,专门为香港定做的巴士,因为香港的巴士油价比较低。

  另外一个例子,香港的地下铁路,九广铁路,大家知道也搞房地产,他们怎么赚钱?除了向政府买地价格比较低,房子造好卖出去价格比较好之外,还有一条政府将地批给铁路公司,下面盖铁路站,上面盖住宅,政府将土地卖给铁道公司时,没有将土地下有铁路算进去,原来是比较偏远的地方,这个地方没有铁路地价比较便宜,铁路公司以比较低的价格买下来,然后跟地产商合作,做价就比政府批价要高了,因为地产商肯定知道铁路公司要在这里修铁路站,价格就上去了。所以修铁路土地增值,全部进了铁路公司的口袋,这就是隐性的补贴,去鼓励铁路公司修新的铁路。还有一些倾斜的政策,东区走廊,从港岛再到铜锣湾,基本路面上都没有巴士,为什么?因为巴士的经营成本比地下铁路的经营成本低,票价低,要是巴士走东区走廊,地下铁路公司就没有办法跟巴士竞争,所有乘客可能坐巴士不坐地下铁路,因此规定巴士不能走东区走廊,这也是作为一个例子,政府在设计整套香港公共交通政策时,处理不同公共交通运营公司,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采取的一些措施。

  下面一个问题,政府作为主要的土地供应者,如何处理社会需要与价格高低的关系,如何掌握需求?我刚才说了社会上有这个需要,我们现在私人房子的中位数仅是45平米,大家都希望住的好一些,希望住的面积大一些,为什么现在面积中位数这么小,人均的居住面积小,主要是负担不起。大家都说房价高,政府有土地,现在香港最大的土地还是在政府手上,政府在规划的时候,在制定卖地时间表时,卖多少土地卖那里的土地,如果卖多了可能会导致价格往下走,一方面对想买房子老换新小换大的人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但是对已经拥有房子的香港家庭,大概是80万户是坏消息,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土地有了,香港政府也有开发能力,什么时候卖多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刚才说的是供应。在需求这方面来说,香港这个地方在经济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体积小,完全开放,外资参与程度很高,政府参与的程度很低,因此四个因素加起来,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包袱大,外面经常有人拿新加坡跟香港比较,新加坡比香港小,但是开放程度暂时来说跟香港不能比,它外资的参与程度没有外资在香港的参与程度高,新加坡最大银行是新加坡银行,国家还持有30%的股份,香港最大的银行不是香港的银行也不是中国的银行,举一个例子,1997年7月份发生亚洲金融风波,来自德国、日本的金融银行,将资金、贷款抽走,抽走之前,他们占了香港房地产市场里面房地产项目贷款的一半。但是在香港走很少遇到这样的银行,因为他们很少在路面上开一个店面做买卖,而是在大厦里小小的地方做大买卖。地产商跟他们借钱付建筑费,占了这个市场的50%,总的来说是一千七百亿港币,金融危机时几个月的时间里抽走。

  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时,资金循环金融体系这部分应该怎样把握,银行将资金抽走,马上对需求造成影响,地产商买地开发的需求,老百姓买房的需求造成影响,对城市的发展下一步的建设造成影响。政府是不是应该补贴性的批地,这也是在香港引起争议的问题,最近的例子是特区政府在数码港旁边定向批地向某家开发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土地很大的问题是怎样重新利用,老区重建,对于香港已经开发到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市区老化的问题上,怎样处理社会发展和保障私人产权的问题,现在已经有20%的私人住宅单位老化,产权分散,政府是不是应该强制性维修,我们现在都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平衡私有产权和重建的需要,老百姓说做价赔偿很好,很优惠,但是我就是喜欢住在这个老房子里,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市区重建问题,说的严重一点,几乎是走投无路了,经济上出到什么价钱,老房子,不管多老多破烂的房子,政府通过市区重建区收购,付出的价格,等于同区同样大小的房子,但是楼龄是七年的房子,也就是说四十年五十年的房子,可以在同样的地段换到同样面积七年楼龄的房子,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接受。

  还有就是土地利用遗留的问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工厂大量的北移。厂房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在一些非住宅楼宇里,占地的面积最大的,占了48%。几乎所有这些厂房,一千七百万平方米,都可以重建,厂房的业主说,我这个房子没有用了,现在工厂都搬走了,现在香港的经济里,90%多都是服务型行业,制造业都已经搬走了,工厂厂主说我想搞办公楼行不行,城市规划部门最近两三年将大批大批原来工业用地的规划改为办公楼用地、商业用地,马上出现一个供需比例的问题。从需求来看,一个一千平米的工厂,以香港中小企业为主的社会,一千平米的工厂是小工厂,但是厂房变成办公楼,使用一千平方米办公楼的公司,不管是贸易公司还是金融公司,使用一千平米办公楼的公司是大公司,我们不可能在可见的未来,将这一千七百万平方米,从规划上容易,大笔一挥就可以了,但是在使用上怎样好好利用这些一千七百万平米。

  最后一个很值得大家共同研究的问题,香港和内地土地利用分工和重复的问题。香港和邻近香港的城市,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群,更突出的是深圳。香港这一边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在另一边,体量都很大,人口都很多,香港有七百万的人口,一河之隔,距离很近,但是物价包括房价、地价、工资的差距很大。我们打一个比喻,这两个城市就象是两个大水库,中间一条坝,这两个水库的水量很大,但是水位的落差很大,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坝的里面,从香港这方面来说,内地怎么考虑的不知道。从香港方面来说,我们漫不经意的在这个坝之间开一个洞开一个洞,两个大水库的水开始流动了,会造成什么影响,这确实很值得研究。

  现在每天有20万香港居民过关,从香港、深圳之间的几个口岸之间进出,但是两地的政策差异比较大,简单的说内地居民要办手续进入香港,这些问题怎么长远考虑,如果政策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话,某一天我们改变的话,会对两地的土地利用、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怎样的影响,这些要考虑在前面。我们有一些社会政策,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不利于两地的人口流通,不利于两地的土地发展。香港居民在香港可以享有所有的这些福利,但是一离开香港到了深圳、东莞就没有这些福利,因此香港很多,按道理来说,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按照市场经济力量引导,他会流向一些低成本、低生活费的城市里,但是这些居民不能走也不会走,因此我们将香港的经济活动,香港居民的组成、收入结构、就业能力等等,跟深圳广东相比,我们就发现一些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有正常市场经济力量引导下不应该出现的扭曲情况,我并不是说马上要有一些动作进行改变,但是这些问题,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

  最后两地的经济配合发展的统筹,怎样统筹,我注意到刚才龙永图先生说到的统筹,我觉得这个统筹不仅仅是内地城市之间的统筹,香港与内地城市之间也应该有统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在香港还在议论是不是要修第十个货柜码头、第十一个货柜码头,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说香港是世界航运中心,我说这句话要议论一下,香港还不是世界上大的航运中心,香港是世界上主要的码头中心,码头和航运同属一个产业,但是不同层次。我们这个码头中心是将货柜调上调下,一些司机很勤劳的将货柜南北拉,伦敦是航运中心,但是人家没有码头,人家跟我们是同样的产业,但是他们是在上面,我们在下面,我们是第二产业,人家是第三产业,人家做船舶买卖租赁登记保险索赔做法律文件融资等等,完全看不到船看不到货柜,我们现在仅仅是码头中心。我们这个码头中心跟土地利用的关系,码头用土地很多,用的公路很多,如果我们这个码头中心作为基础,往上爬,将香港真的变成一个航运中心,我们的收入就会多了。我在香港公开说过几次,如果今天香港几万个码头工人开货柜车的司机,下一代如果还是当码头工人,还是开货柜车,这不恭喜啊,因为码头工人一个月收入多少,一个律师、一个保险公司的人员,或者做仲裁、索赔、船舶登记的人员,一个人赚多少钱,我们说是十几倍的差别。我认为香港码头跟深圳码头应该不是竞争,而是应该各自发挥所长,将两地的土地以及其他经济发展的要素调动起来,这对双方来说都有利。

  今天的时间不多,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讲讲个人的一些机会。希望香港跟内地的市长、专家们多学习,多交流,将香港和内地同时发展好。谢谢各位。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论坛就到这里。

  下午的论坛将在二点开始,其中有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讲中国宏观调控的情况和经济发展形势,还有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专家讲一讲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发展,还有国家信息中心的专家讲一讲我们城市对外开放和对外吸引投资环境的评价。下午的内容很精采,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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