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招工难”①：打工大军变异　企业还未应变

大专生技校生下岗工人加入其中，他们接触信息广流动意愿强

本报记者　夏杨　谢孝国　实习生　周志坤  

新生代民工受过较多的教育，其构成，早已加入了城市下岗工人、中专生、大专生、技校生等，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思想开放，接触信息广，流动意愿强，容易跳槽。打工者素质整体变化了，但不少企业的用工环境却没有随之应变。

机会多了大可挑拣

本月18日在东莞智通人才市场内，记者与一个名叫李才华的找工者聊了起来。小李是江西赣州人，今年23岁，1998年他到东莞一个企业里给工人做饭。虽然工资拿到了1200块，但是3年多后他辞职了。去年12月份他又找了一份工，做电子产品销售，每月1000元，但不到一个月他再次辞职。“我还是想找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工作，工资稍微低一点也没关系。反正现在很多单位缺工，有大把工作机会。”

相对于前几年的打工者来说，李才华感觉很幸运：“我们父辈或兄长辈那些人，刚出来时工作难找，找到一个也不挑剔；现在大多是三四十岁了，工作不如意也不敢轻易辞职。”

像李才华一样的年轻人来了一批又走了，招工单位更加焦急。东莞鼎美木器制品厂招工者告诉记者，这些年轻人越来越挑剔，招进厂里也很难留住。

心态变化是必然的

“从前年开始，我们感受打工人员流动明显加快，有不少企业向我们抱怨，‘他们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东莞厚街劳务大市场业务部负责人梁宁说。

中山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卓鸥分析，这种变化有一定必然性，新一代打工者思想开放，接触信息广，流动意愿强，容易跳槽。“打工者素质整体变化了，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是我们变化快，关键是珠三角用工环境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许多近几年在全国各地流动的打工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今年26岁的四川打工者王龙，以前在东莞一个工厂里工作过8年，“8年里普工工资基本没有变化，而且是一刀切，机制太死，员工看不到希望。”据他介绍，一些企业人员流动率很高，一年差不多有20%的人流走。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人的行为都是趋利的，因此打工者心态变化也是必然。”深圳社科院杨立勋教授分析，与10年前相比，深圳交通、通讯、房租、饮食等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然而工资却基本没变，仍维持在每月五六百元的水平。“深圳最低收入标准已落于上海、苏州之后。”

得到实惠也觉失落

许多打工者长期在珠三角工作，得到实惠的同时，也感受到失落。“多年来工资徘徊不前，工作环境和社会福利也跟不上。”许多打工十多年的老工人，仍然没能解决户口和子女教育问题。即便有些人干到了企业中层，仍摆不脱“打工仔”的烙印。于是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离开。

江西省劳动厅就业局万建农局长，长期从事劳工输出工作，他告诉记者，长三角用人都要经过劳动力市场，打工者所有证照都办好后才进厂工作，这有利于劳动部门的监管，保证工人的权益；而在珠三角，有些地方几乎完全放开，许多企业不经劳动市场，直接招人进厂，劳动者利益很难保障。

为了留住民工，深圳政府去年也开始重视打工者的政策和福利，比如搞了一个“百万职工竞赛”，获得前几名的人，工作调动、户口、子女读书等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下岗工人大量加入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一词，将失去本来的意义。东莞厚街劳务大市场企划部经理黄京说，目前到劳务市场求职的年轻人大多是从校门出来的，不少有高中、中专以上学历。

江西省劳动厅职业培训处何坚副处长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输出，主要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结伴外出，那时是真正的“农民工”，而这几年打工者的成分已经明显变化。目前，江西有技工学校76所，在校生8.5万，仅去年一年就增招3.7万，这些学生90%以上都来自农村，他们在出门打工之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能。

况且，在外出打工者中，城市下岗工人也在增加，“农民工”的称谓变得名不副实。记者在江西省劳动厅采访时了解到，近几年许多城市下岗工人，已大量加入外出打工者行列。（完）

（本报东莞记者站记者刘建国对此文亦有贡献）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