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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公话、背包党、黄牛党 广州火车站22年之乱

http://gd.news.sina.com.cn 2005-09-20 10:21 南方都市报

  专题:广州“背包党”黑幕大起底

  “(广州火车站)乱,是从1983年开始的。”

  这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盗窃、抢劫、诈骗、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野鸡车……22年来,多少人在这里受骗,遭抢,多少人为之心寒。

  1983-1993·萌芽

  □倒票帮派林立 

  □拐卖妇女卖淫

  1993年6月29日 四川籍青年女诗人小林同其妹小静,在广州火车站被老乡以招工为名,骗上车,卖到陆丰县。

  1993年5月20日 省、市公安机关集中1400多名公安、武警,展开为期3个月的大规模整治。广州火车站广场8月16日起开始实施分四区进行管理。

  1994-1999·恶化 

  □周广龙称霸 

  □黑公话宰客

  □住店党横行

  □黑衣党双抢

  1995年8月1日起 广州火车站实行全封闭式治安管理,这是广州火车站治安整顿动作最大的一项措施。

  1995年8月4日上午9时许 火车站广场发生了爆炸,案犯及5名群众被炸伤。以李俊岭为首的一帮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作案时均穿黑色衣服,被称为“黑衣党”,后因怀疑“老七”是公安机关的“耳目”,1999年10月29日晚,李俊岭等人前往火车站作案时打死“老七”。

  1998年 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

  2000-2005·拉锯

  □李长春治乱

  □背包党独大

  2000年4月下旬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李长春三度微服探访火车站地区,并多次作出指示,要求“重典治乱”。5月25日,一个彻底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实施方案敲定。

  2000年7月29日 身负两起命案的杨志国潜逃到广州火车站,对一妇女抢劫并用匕首对前来抓捕的武警战士黎桂城、广州铁路客运段代理车长王延初胸腹部猛刺,导致黎桂城死亡、王延初重伤。

  2001年4月 控制火车站拉客市场的周广龙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严打”中被摧毁。拉客团伙由五大帮派横行到“背包党”一家独大,随后成立“背包党公司”。

  火车站黑帮兴衰史

  遭拐骗凌辱 上百女子落淫窟

  犯罪分子手段残暴组织严密

  

  图:以帮找工作或找住处为借口将被害女子骗到一处招待所开房。

  

  图:抢去被骗女子身上的钱财后,实施强奸或轮奸。

  

  图:逼迫被害人“同意”卖淫后,以1000至3000元不等的价钱卖给“鸡头”。

  活跃在广州火车站两特大拐骗强迫妇女卖淫团伙被摧毁

  被害人大多是南下打工的农村女青年,最小的不到15岁

  贵州少女小秋在被强迫卖淫30余次后逃脱报警牵出了专门在广州火车站集拐卖妇女、抢劫、强奸和强迫妇女卖淫为一体的特大犯罪团伙。

  近日,铁路警方摧毁了两个集拐卖、抢劫、强奸和强迫妇女卖淫等犯罪为一体的特大团伙。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对杨凯等26名涉案嫌疑人予以批准逮捕。

  这些犯罪团伙手段残暴、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分子一般是以帮找工作或找住处为借口将被害女子骗到一处招待所开房,抢去被骗女子身上的所有钱财和证件后,实施强奸或轮奸,再逼迫被害人卖淫,将被害人以1000至3000元不等的价钱卖给“鸡头”。据警方初步查明,被骗女性几乎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村女青年,人数多达上百人。已获解救的27名女青年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不到15岁。 

  警方呼吁,已经脱身的被害人要勇敢地站出来指证嫌疑人。

  少女报案牵出特大罪案

  今年7月初,贵州少女小秋带着多赚点钱的心愿到广州。钱快花光了却仍找不到工作,她只好买了7月8日下午的返程火车票。由于没钱住宿,7月7日晚上,她一个人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呆着。这时,一个自称“欧阳健”的年轻男子主动上来和她搭话。

  聊天过程中,小秋放松了最初的戒心。随后,“欧阳健”以广场不安全为由,提出让小秋和他一块儿去他住的旅店里聊天、休息。心怀感激的小秋与“欧阳健”去了广州汽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凌晨时分,“欧阳健”凶相毕露,对小秋实施抢劫、强奸。第二天,“欧阳健”把她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叫“罗韬”的男子。“罗韬”纠集其他两名男子先后对小秋实施强奸后,又用恐吓手段强迫小秋卖淫。就这样,小秋在这些恶魔的强迫下卖淫30余次。7月14日,找到机会逃脱的小秋向广州火车站派出所值勤民警报案。 

  接到报案后,正在广州站指挥治安专项整治工作的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助理张建祥、广州铁路公安局局长薛志刚随即组织成立“7·14”专案组。7月16日晚,专案组将涉嫌强奸并强迫小秋卖淫的嫌疑人黄立忠等抓获。

  随着案件侦破工作的深入,两个集拐卖、抢劫、强奸和强迫妇女卖淫等犯罪为一体的特大团伙浮出水面。他们长期在广州火车站、广东省汽车站等周边地区拐骗南下打工的年轻女性。以王海为首的团伙已交代今年5月份以来,共拐卖女子37次,被害女子43名。以“东北老大”杨凯为首的团伙已供认拐卖妇女20余次,被害女子30余名。 

  15岁少女落淫窟

  出生在河南平顶山市的小曼今年还不到15岁。两年前,她的父亲去世,经商的母亲忙于生意,无暇照顾她和4岁的妹妹。小曼读书到初一就辍学了,后来帮母亲干活赚钱。

  今年6月3日,小曼和表姐婷婷一起从老家来到广州想找份工作,小曼知道自己年龄不够,就拿了另一个表姐的身份证准备找工用。到了广州后,姐妹俩先到番禺旧水坑在婷婷朋友那里玩了10多天,也一边找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她们就准备去杭州投奔另一个表姐。

  “老乡”将姐妹俩带离火车站

  6月19日,姐妹俩回到广州买了第二天发车去杭州的火车票,买到票时已经是傍晚了,姐妹俩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了,就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呆着。后来一名年轻男子和一名中年女人来到姐妹俩身边,两人自称是母子俩(在逃),也是河南人,他们和姐妹俩拉家常,年轻男子说他有个表弟在广州工作,有地方住,可以带她们过去住。

  恶人“阿文”先打人后强奸

  当时姐妹俩都觉得广场上挺热的,就一起跟着“母子”走了,年轻男子的表弟带他们打车来到一家宾馆,房间已经开好了,走进二楼一个房间,里面坐着一个面容凶恶的男人,他自称“阿文”,说要给姐妹俩介绍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姐妹俩心知不会是什么好工作,都拒绝了。阿文脸色大变,他接连打了婷婷几个耳光,声称她们不同意就一直打下去。姐妹俩不堪痛打,先后同意。见姐妹俩屈服了,阿文和另外一个瘦高男子在同一个房间里分别强奸了姐妹俩,然后抢走了她们的身份证和现金,以3500元的价格把15岁的小曼卖给“鸡头”秦延明,婷婷则被另一个“鸡头”胡秀丽带走。

  “鸡头”秦延明监管严密

  秦延明把小曼带到白云区京溪一带的出租屋,第二天就开始看管小曼替他接客赚钱,他规定小曼每天接客至少15个,每个客人收费70元,20元交给老板娘,50元交给他。

  据小曼后来向办案人员说,第二天,她就接了10个客人,以后每天12个,13个,15个,17个……每天中午12点左右,秦延明带着小曼到住处附近的一个专营“接客”的档口,干到凌晨由秦延明带回住处,秦延明和小曼一直住在一个房间里。

  在接近2个月被迫卖淫的时间里,小曼也曾试图逃跑,可是都被秦延明识破。

  8月12日,随着专案组调查的深入,秦延明落网。8月16日,被秦延明的妻子雇人看管的小曼被警方解救。

  打工女成下手对象

  小曼被拐骗、强迫卖淫的经历几乎是本案众多被害妇女经历的缩影。

  据办案人员介绍,被害女性几乎都是涉世未深、外出打工的农村女青年,她们被逼良为娼后,大多不能自拔,有些女孩子因长期“接客”卖淫,患上了各种疾病。 

  轻信网友女工被骗

  贵州姑娘香香本来是白云区一家玩具厂的工人,今年6月下旬,她和工友兰兰一起在工厂北门网吧玩时,一个自称张诚的网友约她们出去玩,张诚把她们带到一个旅舍,由其他男子威逼卖淫后强奸。当晚,趁着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香香溜出旅舍逃脱。兰兰则被买她的鸡头带到大学城一带卖淫。三天的时间,兰兰接了26个客人,后来兰兰偷着给表姐打电话让表姐报警,才迫使鸡头放了她。

  今年7月28日上午,福建姑娘芳芳在流花车站等哥哥来接,一个陌生男子(“福建平头”,在逃)自称是来接她的,提着她的行李就走,把芳芳骗上公共汽车后,电话通知团伙“老大”杨凯,杨凯又通知其他同伙廖乃全等到白云区棠溪的旅舍给芳芳“开工”(即强迫卖淫),廖乃全强奸了芳芳后,把她卖给鸡头王俊才、陈新英夫妇,直到8月3日凌晨被解救,芳芳在王俊才夫妇看管下卖淫40多次,每个客人收费30元。

  7月6日23点左右,云南姑娘丽丽在广州火车站被杨凯团伙的钟高慧、向兴棠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到城郊结合部一家旅舍后威逼卖淫,钟、向还轮奸了当时还是处女身的丽丽,然后以1800元的价格卖给鸡头张良政,丽丽替张良政接客赚了580元后,张良政又以1800元的价格把她转卖给其他鸡头。7月29日,丽丽趁机逃脱。

  卖淫所得全部上缴

  据介绍,团伙的犯罪手段十分残暴。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实施了拐卖、抢劫、强奸和强迫妇女卖淫的“一条龙”犯罪。犯罪分子一般是以帮找工作或找住宿为借口将被害女子骗到一处招待所开房,抢去被骗女子身上的所有钱财和证件后,实施强奸或轮奸。在利用强奸或轮奸手段打消被害人廉耻感后,团伙成员又以“打毒针”、“找几个小弟轮奸”或拍裸照向社会及其家人公开、卖到泰国做人妖等威胁手段,逼迫被害人“同意”卖淫,而后,按照被害人的姿色将被害人以一千至三千元不等的价钱卖给“鸡头”。

  被害女子中很多人被“鸡头”强迫每天至少“接客”15人,个别人一天“接客”20余人。每次卖淫所得的30元至70元必须如数上交,否则就会被打骂受罚。被害女子卖淫地点非常简陋,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

  为什么魔爪屡屡伸向进城打工的外来女子?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办案人员认为,一是轻信无知,一是贪念作祟。“7·14”案中的被害女子都是涉世未深的农村女孩,她们自我防范意识非常薄弱,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火车站周边人流量大,不少犯罪分子混杂其中伺机作案,他们多数以帮找工作、帮找地方住宿或替被害人亲戚朋友接车等手段行骗。被害女子接受了不法分子的小恩小惠就对其言听计从,结果落入魔掌。

  犯罪分子分工明确

  近日,广州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拐骗妇女、组织、强迫、容留卖淫罪对杨凯等26名涉案嫌疑人予以批准逮捕。据查明,批捕的嫌疑人大致分为三个团伙,一个是以杨凯为首的拐骗妇女、强迫卖淫团伙。一个是以王海为首的拐骗妇女、强迫卖淫,还有一些就是从这些团伙手中收买妇女卖淫的秦延明等鸡头。  

  杨凯等团伙分工明确,据同案人交代,他们平时一般是由28岁的“老大”电话指挥,然后向兴棠等人负责在广州火车站以介绍工作为由“钓”妇女,廖乃全等人则专门负责给这些被害人“开工”(强迫卖淫),张庆等人负责联系鸡头。

  王海团伙中的王丹等人做过酒店的服务员,熟知酒店的情况,就以介绍工作到酒店为由拐骗妇女,然后其他人威逼、转卖被害人。

  据悉,警方正在对其余在逃的涉案人员抓捕。办案人员同时呼吁,已经脱身的被害人要勇敢地站出来指证嫌疑人,没有被害人的指证,有些嫌疑人落网后因证据不足,办案机关无法对其进行制裁。据悉,已经批捕的26名嫌疑人不日将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黄牛党”横行一方

  

  图:春运时期的火车站人潮涌动。

  

  图:2004年1月,经过一个晚上的伏击,凌晨5点,反扒队员将一制假票的老狐狸抓获

  火车穿州过县,从粤北山区往南,在清远转了个弯,进入广州市区。

  环市西路159号,成千上万的人怀揣着理想在广州火车站匆匆奔走。等待他们的,或许不仅仅是梦想。

  从1983年以来,广州火车站曾让奔赴而来的大批旅客心寒,这个地区违法手法层出不穷:盗窃、抢劫、诈骗、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野鸡车。每一种违法手法,只要一出现,似乎就无法遏制。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22年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本报广州背包党调查连续报道以来,大批读者来电来函,反映广州火车站地区治安状况的变迁,更有不少自称原犯罪团伙成员,举报活跃在广州火车站的各个帮派。本报借此契机,深入调查,展现22年来广州火车站的治安史,企盼无辜的旅客在这里不再被榨干。

  1983-1993萌芽篇

  流花地区以广州火车站广场为中心,东面接解放北路、大北路、机场路;西邻克山桥底铁路;南连铁路西站与流花路;北靠广园立交接广园路处,面积4平方公里。

  1974年4月10日,广州火车站建成投入使用。5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南粤腹地。

  观念的坚冰渐渐融化,全国各地渴求富裕的人们潮水一般涌向南方,资金、技术和人才频繁流动。各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选择了广州,火车站客流量逐年上涨。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由于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治安开始混乱,犯罪率大幅增加。

  “乱,是从1983年开始的。”1979年至1991年在广州火车站地区工作的警察王强(化名)说。

  潮汕黄牛党VS广州拉客仔

  数量有限的车票成为潮汕黄牛党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数百名的“拉客仔”每天在火车站地区游荡,他们基本上是广州人。

  从1979年开始,警官王强(化名)在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从事警务工作。据他回忆,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先是租用火车站周边地区的档口,经营小本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数量有限的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

  既然是生意,自然少不了分工合作。面对市场竞争的“外力”,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从事违法行为的例子还比较鲜见。“广州火车站当时的治安精力主要集中在打击偷盗旅客行包的案件上。”

  王强说,1983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严打”行动开始了。王强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随工作力度的加大,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形势有所好转。

  仅过了2年,沿海城市进一步发展,劳动力需求加大,而内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公共运力日显紧张,从事私人运输的车辆却越来越多,拉客仔群体出现了。

  起初,这些人纯粹是帮经营短途运输的私家车辆“介绍”旅客。每“拉”一个旅客,拉客仔收30元钱,其中10元钱是“介绍费”,20元钱是卖给司机的价格。运输司机自己也会算一笔账。划算,就不再向乘客多收钱;如果不划算,则需要另外加收费用。为此,乘客有时会与司机发生争吵。

  王强表示,总数大约为数百名的拉客仔每天在火车站地区游荡,基本上是广州人,又以白云区最多。“他们自发形成广州帮”,挣抢拉客生意,外地人一般情况下无法插手。

  “蛇仔”,帮派摩擦的起源

  “蛇仔”威望很高,有人开始叫他们“老大”,原本互不干涉的“广州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

  1989年,广东省的发展速度加快,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龙头”。广州地区的人员流动量变大,中转客流的总量也越来越多,客运市场的秩序开始混乱。

  流花交通队(警种之一)以及有关部门开始加强日常管理力度。他们经常检查、扣留嫌疑车辆及其司机的证件,以打击违法运输的私人营运行为,整顿营运市场的秩序。一个新的“职业”随着管理部门打击的力度逐渐加大而诞生了。

  “蛇仔”——替被检查扣罚的司机老板“摆平”困难,从有关部门取回被扣压的车辆和证件,收取“手续费”的职业“工作”者。“一般收取800至1000元不等,一部分是自己的工作所得,另一部分则用于托人走关系。”

  “蛇仔”一般也是广州人或者潮汕人。他们的“沟通能力”很强,在拉客仔群体和违法营运的司机、老板心目中,“威望”很高,有人开始叫他们“老大”。而原本各自做生意,互不干涉的“广州帮”和“潮汕帮”也开始出现摩擦。

  暴力竞争与“潮汕帮”失势

  在“东北帮”、“湖南帮”等小团伙的竞争之下,1992年,“潮汕帮”彻底失去了火车站地区倒卖车票的独霸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

  1991年,春节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积压在广州地区,很多人不得不流浪街头。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恶化。

  据火车站周边的公共客运工作人员介绍,这时开始有生意人购买了价格比较低廉的淘汰客车,从事非法营运。甩客的行为(以车坏为名欺骗乘客的钱财)也越来越多。同时,一批违法犯罪分子使用暴力获取钱财。“广州帮”开始雇佣外省区的男性青壮年,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1990年初,吉林人王伟开始在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从事“黄牛党”炒卖车票的违法行为。据资料,因他的行为遭到了其他团伙打压,12月底,他被迫转行。但外地人插手“拉客”生意的念头并没有彻底断掉。

  据《南方日报》报道,1992年以后,广州火车站广场一带,倒卖火车票和炒卖假票的违法犯罪现象屡禁不止,而且日趋严重。炒票分子形成了多个帮派、团伙,在火车站广场和售票大厅各霸一方。为了争夺地盘、拉客源,大打出手的行为不时可见。

  据介绍,当时“潮汕帮”与“东北帮”、“湖南帮”等小团伙之间的摩擦不断发生,“独霸”地位开始动摇。1992年,“潮汕帮”彻底失去了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倒卖车票的市场地位,继而经营向旅客兜售假发票的生意。1993年6月,广铁公安在一次针对倒卖车票团伙的行动中就抓获了30余名涉案嫌疑人,均为湖南籍。面对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或开拓其他的“生意”。

  拐卖与逼迫卖淫的兴起

  重大犯罪团伙多数来自重庆市,专门在火车站找那些工作无着的女青年,以工作机会和给吃住为诱饵,将她们挟持到中山市逼良为娼。

  1993年6月29日,四川籍青年女诗人小林和妹妹小静来到广州。在火车站附近被自称“四川老乡”的人以介绍工作为名,骗上车,并被拐卖到广东陆丰县。

  这样,除了倒票和拉客之外,一些犯罪团伙开始以介绍工作为名,从事拐卖妇女、强迫外来务工人员卖淫的违法犯罪勾当。在这一领域,“重庆帮”、“四川帮”、“东北帮”各自为政,攫取钱财。

  警方资料显示,1990年至1991年,租住在白云区的肖伟和他的犯罪团伙共28名成员疯狂从事拐卖妇女的营生。短短两年的时间里,肖伟犯罪团伙共倒卖妇女多达71人。1990年12月,因炒票而遭到法律惩处的吉林人王伟,在广州火车站一带四处寻找着那些从外地来穗的年轻女子。短短数月,8名外地女青年被王伟带到珠海强迫卖淫。1992年8月,中山市公安局摧毁一个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重大犯罪团伙,共抓获团伙成员46名。

  “职业小偷培训”悄然出现

  惯犯王京利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1993-1995年在火车站等地共作案300余宗。

  与此同时,偷窃与抢劫日渐盛行。1993年3月下旬,“全国内儿科危重、疑难病症诊治经验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据报道,四天之内,五六名与会代表相继在广州火车站一带遭到抢劫、偷窃、殴打或污辱。有的代表刚下火车,在公厕内即被歹徒强搜腰包。事件发生后,两位与会代表愤怒不已,提前离开广州。

  1993年,火车站售票大厅治安状况不太好,混杂在乘客中间的歹徒,横行霸道。购票秩序被破坏,扒手伺机偷窃,一旦被发现,犯罪分子就公开实施抢劫、殴打旅客。令人吃惊的是,广州火车站竟然出现了所谓培训职业小偷抢夺的违法犯罪团伙。

  警方资料显示,多次被司法机关处理的犯罪分子王京利,有着丰富的作案“经验”。他专门在广州火车站等地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据悉,1993年至1995,王京利犯罪团伙在广州市火车站等地共作案300余宗。

  这些以欺诈为生的犯罪分子开始利用人们同情弱者和受害者的心理进行诈骗。违法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逐渐多样化。

  ■整治行动

  护栏相隔分区管理 因效果不佳护栏7年后拆除

  1993年5月20日,省、市公安机关集中1400多名公安和武警官兵,展开为期3个月的大规模整治。以期打击犯罪分子日益嚣张的气焰,扭转逐渐恶化的社会治安形势。

  三个月的大规模整治期间,治安状况确有所好转,但1993年底,火车站治安状况又开始恶化。时任流花分局的领导向南方日报记者承认,目前执法者确实无力改变这一地区的秩序混乱局面。

  广州火车站广场从1993年8月16日起开始实施分四区管理的制度。管理区划细分,各管理区之间以1.5米高的护栏相隔。包括行包房和酒楼门前管理区;有票旅客等候进站区;旅客购票区;旅客出站区。

  令人遗憾的是,实行分区管理的治安手段被事实证明是失败举措。被铁栏杆围起的各个地区,成了火车站广场最混乱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时常发生抢劫、偷窃、打架、斗殴等恶性案件。

  有警务人员表示,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区域的所属单位或地区之间的管理工作并不协调。例如,当地方对火车站广场进行整治时,违法犯罪分子就涌进车站30米台阶暂避;而当铁路部门开展打击行动时,违法犯罪分子又一窝蜂逃出30米台阶范围。这被市政府一位官员形容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

  2000年5月,有关方面将这些铁栏杆彻底拆除。

  
  拉客仔帮派林立

  1994年起黑公话、票贩子、“住店党”等多种犯罪团伙逐渐在火车站活跃起来

  

  图:周广龙的“东北帮”多名成员被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7项罪名。

  

  图:去年,电信部门与城管联手清查火车站黑公话,一档主闻风抱着电话便逃,不想却被抓个正着。

  1994-1999恶化篇

  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拥向广东,广州火车站客流量逐年上涨,拉客仔这一行当也随之兴旺起来。从1994年起,加入拉客团伙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湖南帮”、“四川帮”等多个小帮派。在帮派之间抢客、斗殴、争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广州火车站的拉客市场,而其头目,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周广龙也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大哥”。破案后,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周广龙个人财产共计人民币163万余元、汽车5辆、房屋4套。

  【拉客仔】

  拉帮结派渐成气候

  从1994年起,拉客团伙形成了“湖南帮”、“四川帮”等多个小帮派。而“东北帮”在广州火车站的霸主地位逐渐确立和周广龙密切相关。

  据公安部门公布的资料,周广龙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起初,他在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依靠替旅客运送大件箱包为生。

  1990年后,他有意识地组织起自己的势力,与“湖南帮”、“四川帮”等小团伙帮派争夺地盘:斗殴、暴力拉客、抢占搬运市场。1994年11月,广州市政府作出禁止在流花地区非法拉客的决定。但周广龙仍继续从事非法营生。

  孙成军是周广龙“拉客”市场的有力争夺者。1995年9月8日,为独霸拉客市场,周广龙指使同伙吴伟东、张春秋在火车站东广场用猎枪将孙成军打成重伤。

  1995年4月,周广龙在广州火车站东广场强行为深圳安华惠阳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深安惠)的客车拉客,并要求该公司每载一车旅客就要向其交纳拉客费80元。

  1995年7月,凭借其控制垄断地位,周广龙再次向深安惠提出每个月另交纳2万元“保护费”的要求。深安惠拒绝其无理要求后,正常的经营活动受到滋扰。深安惠被迫答应要求,至1996年9月,共向周广龙交纳“保护费”27万元。

  贪婪的周广龙此后又向深安惠总经理助理崔某某提出每车次增交800元或每月增交1万元的要求,遭到拒绝。9月8日,周广龙纠集20余人在广州火车站,殴打深安惠员工侯某某、刘某某。

  发生暴力事件后,周广龙通常会将其成员进行内部调换,以逃避公安部门的侦查打击。他很“聪明”,有意识地拉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寻求非法保护。通过这种方式,周广龙很快控制了广州火车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进而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周广龙遂成为“野鸡车”老板们的“大哥”。

  1997年4月1日,火车提速。同年9月,铁路部门开办电脑联网售票业务。外地旅客乘坐火车方便了。“野鸡车”于是开始与正规营运客车挣抢市场,他们对“拉客仔”团伙的依赖性增强,周广龙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所收取的保护费和中间费用提高。由于营运成本增加,“野鸡车”司乘人员在车上强行勒索乘客的情况增多。

  火车每次提速,汽车客流量就有所减少,营运成本的压力不断增大,部分正规客车单位的客运经营者对拉客团伙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增高。本报当时也接到不少群众投诉,拉客团伙和野鸡车司乘人员犯罪行为进一步恶化:有的偷抢,有的干脆强迫乘客脱光衣服彻底抢劫,再借机强奸女乘客。实施抢劫后,还把乘客卖到工厂干苦工。

  【黑公话】

  黑摊黑点暴力护驾

  1995年,有人开始在火车站广场上经营“黑公话”生意。他们一人一桌一凳一招牌,摆上私人电话或无线电话,打市内电话一次收一两元,长途电话收8元,港澳电话收15元,超过电信部门规定的“公话”收费标准的3倍以上。1997年,广州火车站广场私拉电话已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毒瘤”。有的由帮派管理,有的雇有打手,备有凶器。旅客每打一个电话便被勒索十几元以至数十元,旅客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暴力殴打。

  1998年9月,广州市电信局出台措施:火车站广场公用电话凡乱收费、多收费者,取消其承办资格。但该举措并未能奏效,黑公话格外猖狂。1999年10月中旬,一自称是广州市流花地区公安分局民警的人给本报写来一封举报信,信中称,黑公话的操纵者大部分是从江西省来的违法犯罪分子,部分来自广东梅县。其中一个幕后老板叫冯×明,11岁便来广州,跟流花地区各部门都很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票贩子】

  技术高超真假难辨

  1994年,广州火车站客运流量进一步增大。火车运力不足,倒票生意愈发红火。挖补、制造假火车票的违法犯罪分子逐渐增多,火车站售票大厅内秩序混乱。

  1994年6月16日,广州铁路公安处召开打击伪造、倒卖火车票犯罪分子的公开处理大会,宣布对韩雄等30名犯有挖补、制造、贩卖火车票的犯罪分子处以拘留、劳动教养及收容审查的处理决定。

  同时广州火车站从1994年3月16日开始实施凭号牌排队购票的新规定。这一措施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假票的伪造技术不断提高,多数假票直到列车员发现“重座”、“重铺”时,经仔细鉴别才能确认。据悉,1995年,羊城铁路总公司仅5月份就没收假票473张。

  据媒体报道,1997年后,广州火车站票贩子更加猖狂。每到客运高峰,在售票窗口排上几天的队根本买不到票,身边却有无数票贩子兜售真假难辨的车票。票贩子们堵住售票口,甚至不准售票,只准旅客以高价购买他们的票。

  2000年,一个自称“在火车站混了10年的票贩子”给本报来信,举报关于火车站倒票的黑幕:每个月6日到10日是票贩子主动“上税”期。炒票的每人每月要向执法人员交纳200元。如果不交,就会被他们整。据说,有的执法人员每月可获取“黄牛党”上交的“税钱”8万元至10万元,而在票厅上班的执法者每月可收到炒票者上交的的费用5万元至6万元。

  见诸报端后,这一情况引起了铁道部的高度重视。报道所披露的敲诈勒索案也有了结果。1999年2月8日14时许,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唐某某,会同治安联防队保安员抓获票贩后,实施敲诈,当事警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住店党】

  一遇旅客蜂拥而上

  1999年12月,据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了解,已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这些人手持各类招待所的牌子,早晚出现在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等待“猎物”上钩。一旦有外地旅客走出火车站出口,他们便蜂拥而上,坑蒙拐骗,诱使旅客入住。

  据拉客住宿团伙成员介绍,执法部门也管,但仅罚50元。据透露,幕后老板为“拉客仔”提供免费食宿。老板要求他们天天拉客,完不成任务,立即炒鱿鱼;同时老板也开出诱人的条件,凡拉客金额超过3000元,按比例提成。

  【人贩子】

  3个月6团伙被端

  1993始,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还开始出现假武警诈骗、抢劫、炒票、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活动。

  据警方资料,1998年3月以来,刘兴发和情妇龙华琴及胞弟刘兴举专门在广州火车站一带物色来粤找工的单身女青年。他们以帮助找工作为名,将女青年骗入附近窝点,使用威逼、诱骗等手段将9名女青年骗至阳春市强奸后出卖。

  1998年10月,时任广东省委领导的李长春、陈绍基专门针对广州火车站一带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情况突出问题日益突出,作出重要批示。

  广州市公安局为此成立了“打拐”专案小组,3个月左右成功摧毁了6个拐卖妇女儿童团伙,抓获团伙成员28名。但人贩子、强迫卖淫团伙并未就此消失。

  【抢劫犯】

  围抢旅客公然袭警

  1994年7月19日,在广州站售票厅内,几名男青年手持匕首殴打一名旅客,并抢劫旅客财物。警察赶到后,穷凶极恶的歹徒竟然手持匕首袭击警察。执勤警察果断开枪将案犯击倒在地。

  1995年2月11日,广州市市长黎子流、常务副市长陈开枝视察流花地区。黎子流说:“市政府已下了决心,全面整顿流花地区秩序,把这一地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窗口。”“对违反有关法规的人,不管后台是谁,都要依法处理。”1995年8月1日起,广州火车站实行全封闭式治安管理,这是广州火车站治安整顿动作最大的一项措施。

  然而,3天后,上午9时许,广州火车站广场即发生了恶性爆炸案件。案犯及5名群众被炸伤。1995年8月,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市公安局、警备区、武警等有关单位联合执勤,重点整顿流花地区。

  1998年、1999年时,“双抢”已然非常猖獗。据警方公布资料,以李俊岭为首的犯罪分子长期在广州火车站以抢夺旅客财物为生,他们作案时均穿黑色衣服,被称为“黑衣党”。因怀疑“老七”是公安机关的“耳目”,1999年10月29日晚,李俊岭等人前往火车站将准备抢夺旅客财物的“老七”活活打死。

  1998年,迷药抢劫案件频发。犯罪分子在帮派团伙内称这种手段叫“杀猪”。长期在火车站周边执勤的警察称,这种犯罪的从业者以“河南帮”居多。

  据警方公布资料,1998年4月至8月间,河南人王建喜等人迷药抢劫10人,将溶有催眠药的液体用注射器注入“健力宝”软包装中,骗乘客饮用。数分钟后药力发作,旅客昏倒,犯罪分子随即洗劫财物。

  1999年12月,有犯罪团伙在火车站派送列车时刻表。只要市民一接手,便漫天要价,不给钱就拳脚相加。多样、猖狂、频发的违法犯罪活动使得火车站地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藏污纳垢之地。

  一名曾在流花公安分局任职的警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巡逻时即使是一个水果摊也不能随便动。说不定这个水果摊的主人能很容易地找到他的领导,“能在火车站这块地盘上混饭吃的,都不是等闲之辈。”

  暴力火拼后 “背包党”独大

  周广龙团伙被打掉后治安一度好转,各团伙火拼争夺势力范围,“背包 党”公司成立,今年7月新一轮整治开始

  2000年-2005年拉锯战

  2000年开始的连续强力整治,击碎了周广龙团伙,一方面治安好转,一方面犯罪团伙重新洗牌,暗流涌动,重新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

  计划持续至2003年的整治尚未结束,盗窃抢劫又慢慢多起来,诈称持含艾滋病毒注射器的“扎针党”也出现了,一些吸毒者用此伎俩为由抢劫,2003年“双抢”案件大量发生,“背包党”公司成立,独占拉客市场80%的份额。

  2005年,警方再次开始强力整治,铁道部、公安部联手开展“百站百车”治安整治,7月铁道部派员率领来自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的精兵强将进驻广州站,联手广铁公安整顿站区治安,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

  “背包党”内幕揭开一角后,警方展开了更大规模行动,目前火车站鲜见“背包党”身影,治安好转。

  警方公示11种骗术

  假卖地图真敲诈 假装艾滋病抢劫 送上饮料迷倒行窃 笔记本电脑变成书

  拍开车窗偷东西 小孩孕妇倒假票 500块钱买手机模型 “铁路塌方”车票改签

  骗关手机诈骗亲友 丢包分钱又出“新版本” 冒名接站诈骗钱财

  李长春要求“重典治乱”

  2000年春夏之交李长春曾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地区,指出对“越是犯罪突出的治安混乱地区,越要体现重典治乱”。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对广州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极为重视,2000年春夏之交以来三度微服探访广州火车站地区,并多次作出指示,要求全面整治火车站治安,并指出对“越是犯罪突出的治安混乱地区,越要体现重典治乱”。

  2000年5月25日,一个彻底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实施方案,在广州市市长办公会议上最后敲定。这一整治方案是由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牵头制定的。方案最大的特点在于加强管理,疏散和减少人流车流,以弥补火车站空间容量严重不足的客观缺陷。同时进行公话整治,取消人工代办电话,全部实施IC卡式电话、投币电话,根据需要新建公用电话廊,并会同铁路部门设立零钞兑换点,为旅客服务。整治拉客现象,要求旅游服务管理部恢复西广场北面广之旅大厦一楼的旅业介绍所,统一旅业介绍管理。

  2000年5月30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陈绍基对广州火车站整治工作提出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2000年6月13日时任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的黄华华到广州火车站检查整治工作。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整治,广州火车站地区的治安形势有所好转。2000年7月5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当年5至6月广州火车站刑事案件、“双抢”案件较3至4月分别下降了50.5%和77.4%。

  “背包党”独霸一方

  到2003年底,多个帮派的野鸡车站点被“××华”打垮,“背包党”公司成立,占下了拉客市场80%的份额。

  经过2000年的连续整治,火车站地区治安情况渐渐好转。2001年4月,一场“严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01年8月,广州宣布开展针对广州火车站的第二阶段整治,计划2003年9月30日完成。

  其中,2001年4月的全国“严打”是自198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目标首当其冲就是打击黑恶势力。控制火车站拉客市场的周广龙黑社会性质组织也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

  但拉客团伙并未就此消失。据多名知情者透露,整个“市场”重新洗牌,有了五大帮派,各有一帮拉客团伙,车辆停靠各自区域:“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帮”和“刘老四帮”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据多名知情者介绍,各帮派经过近1年竞争后,“背包党”幕后老板“××华”介入了火车站的帮派之争。

  一名自称与“××华”相熟的A先生称,从2000年起,“××华”在矿泉街瑶台村开娱乐城,多年来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开设赌场。在打击其他赌场的过程中,“××华”形成了很大的势力和关系网。

  A先生说,“××华”名声渐响,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2002年8月份,“××华”受郑老五之托插手野鸡车团伙,指使马仔“××斌”带领100多号人把走马岗的车场砸掉,占为己有。2002年11月份,“××华”指使马仔争夺沙涌南野鸡车站点,打伤多人。

  到2003年底,多个帮派的野鸡车站点被“××华”打垮,拉客团伙只能转而给“××华”拉客。同时“××华”派打手盯住拉客仔,不准其将客拉给其他团伙。就这样“背包党”公司成立了,“××华”团伙占下了拉客市场80%的份额,此外只有几个小帮派在小规模运营。

  “背包党”概念逐渐突破原有拉客团伙概念,逐渐涉足通过假发票假车票行骗等犯罪领域。本报曾作报道,2003年起,有数百人背着装有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等物的背包,整日游荡在广州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流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地来穗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替关系车辆和旅馆拉客。

  “背包党”团伙暴力化程度越来越严重。据“背包党”成员称,强奸、抢劫、贩卖人口时有发生,致乘客死亡的事件也有发生。据警方公布资料介绍,2004年5月14日,野鸡车甩客时将一女子推下正在行驶的汽车,致该女子头部着地昏迷,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随着队伍的壮大,“背包党”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2004年11月凌晨,在广州火车站,上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近日有举报人称,“背包党”规模已达两三千人。2005年9月,广州铁路公安处副处长陈建宏对南方日报记者说,“背包党”规模在800人左右。

  “背包党”为何难以受到有效打击,“背包党”内部人员称,政府部门行动前,他们都会接到通知,甚至有时执法人员在他们全部撤离后才赶到现场。

  老骗术推陈出新

  “固话黑公话”变成了“手机黑公话”,炒票团伙改为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票,非典时期利用填健康证行骗。

  在“背包党”犯罪领域逐渐扩大的同时,火车站广场上的其他犯罪形式也在渐生变异。

  广场上的流动档口少了,固话黑公话有所减少,只能“寄居”档口,生存至今。从调查来看,这些档口大多为潮汕人所开,附近执勤保安称经营固话黑公话的为“潮汕帮”。本报曾报道,2005年1月15日,22岁的赵笃成在火车站周边打公用电话,打9分钟市内电话要收27元钱。赵笃成与黑公话档主论理,激怒之下3刀将对方捅死,后被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02年以后,手机逐渐普及,“黑公话”有了新的发展——手机黑公话。一些男女手持手机,一手举着公用电话的牌子,在火车站广场来回穿梭。据警方透露,这些人大多为“四川帮”,索要高价话费并非赚钱的主要途径,而是靠诈骗抢劫,通过安排骗子同伙接听电话,假称旅客亲友的朋友,代替有事不能来的旅客亲友来接旅客,骗取旅客信任后,骗走行李、财物、信用卡等。

  2005年7月18日警方就摧毁了这样一个特大抢劫、敲诈、诈骗团伙,成员13人,多年来结伙在广州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

  随着铁路部门对车票管理的科学化,炒票团伙纷纷转向制售假票上来。这些团伙多为“湖南帮”,团伙之间未发生大的恶性打斗事件。“潮汕帮”已基本退出市场,改作假币生意。

  “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火车票。2003年初,铁路警方曾表示,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抓到大肚子的、带小孩的和揣药片的,抓也不是,放也不是。

  其他骗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据警方公布资料,2001年骗子们合演骗局,故意丢下一团用袜子包裹的钱,另一人当着目标人的面快速捡起钱,称见者有份大家平分,当目标人上钩后将其带到没人的地方进行抢劫。这种“拾物平分”诈骗方式持续了3年。

  2003年骗子们又利用非典时期办理健康卡之机行骗,骗取填表费,偷看电话号码骗亲友,或是趁填表混水摸鱼盗窃。这种骗术至今仍很常见,一遇疫情就会复生。

  2005年6月份,骗子又利用广州火车站施工改造和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导致铁路中断为借口,假称帮助验票和剪票为名骗取旅客手中的车票,或假冒车站工作人员以检查车票为名,用假票或过期车票调换旅客手中的真票,甚至是散布铁路爆炸、洪水冲断停运等谎言,欺骗旅客改乘汽车并骗取或低价收购旅客手中的车票。

  据警方公布数据,2005年7月1日至20日,广州铁路公安局共破获刑事案件2100余起,其中诈骗案件约占四成,最严重一次旅客被骗走信用卡及现金47000元。

  今夏砸出第二记重拳

  7月1日,铁道部派员进驻广州火车站整顿治安,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警方当时透露,“四川帮”、“湖南帮”已侦破,而“河南帮”也在瓦解之中。

  2000年开始的数次整治持续一段时间后,这些骗术渐渐浮出水面,危害也越来越大。到2002年时,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盗窃抢劫又慢慢多了起来,通过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广州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抢劫犯猖獗,吸毒者目中无人。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2005年初,铁道部、公安部联手开展“百站百车”治安整治。2005年7月1日,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姜战林特别指派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助理张建祥,率领一支由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精干强将们组成的特别行动队,进驻广州火车站,联手广铁公安500警力,共同整顿广州车站站区治安,20天内端掉19个帮派。崔处长表示,长期活跃在火车站出站口一带的“四川帮”、“湖南帮”已相继被侦破,而“河南帮”也在瓦解之中。据悉,“四川帮”主要以偷听、窥视接站人的谈话和电话,然后抢先接人进行诈骗。“湖南帮”则多以假冒军人帮人买票实施诈骗,而“河南帮”则以认老乡等方式来进行敲诈勒索。

  9月,本报等媒体对“背包党”内幕进行集中报道后,警方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行动,目前火车站已鲜见“背包党”身影,火车站治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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