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内地还在讨论抄袭崇拜与抄袭可耻 香港已经开始研究:版权条例有无矫枉过正之嫌

http://news.gd.sina.com.cn 2012年09月17日05:08 南方网

  摘要:当我们还习惯性地用道德、情理这样的社会规范去解读盗版抄袭的时候,香港早就把版权条例纳入刑事法范畴。复印已经出版的书籍资料不得超过原件的10%;在B T上提供侵权影片的种子供别人下载也不行;传播陈冠希、李宗瑞的不雅影像?对不起,统统都将堕入刑网。这再次说明,法治形同道德垄断,有时候“为人所不齿”并不能起到太大的约束作用,可一旦与自毁前程、招致刑责画等号,就少有人以身试法了。

  当我们还习惯性地用道德、情理这样的社会规范去解读盗版抄袭的时候,香港早就把版权条例纳入刑事法范畴。复印已经出版的书籍资料不得超过原件的10%;在B T上提供侵权影片的种子供别人下载也不行;传播陈冠希、李宗瑞的不雅影像?对不起,统统都将堕入刑网。这再次说明,法治形同道德垄断,有时候“为人所不齿”并不能起到太大的约束作用,可一旦与自毁前程、招致刑责画等号,就少有人以身试法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大闸蟹来袭全城杀价)

  当版权条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每个人贴身相关时,香港已经走得更远,开始讨论怎样维护版权拥有人与使用者之间的权益平衡、保障文艺创作的开放性。例如,用“致敬”的方式重新演绎经典电影桥段行不行?翻译外文书籍、改写神话故事行不行?如果“二次创作”被明令禁止,是不是街头表演和C osplay都要紧急叫停呢?法律永远存在可商议的中间地带,不知道严谨如香港版权条例,又容不容得下一个小玩笑?

  抄袭作业会挂科,复印店不印书,知识产权意识已经是港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同学之间互相抄一抄作业、学校把学生的作品张贴到黑板报上或者放到网上去,这在内地很正常,可是如果放到香港去,后果就会变得很严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传媒专业的学生K evin曾到香港浸会大学当过一年交换生,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在学校导师每次布置课题都会声明,不可以抄袭其他同学、书报上或网上的资料,一旦发现有非本人创作的作品都会当做“欠交功课”来处理,这门功课或测验考试的分数也将被扣除。如果有引录其他作者的资料,必须注明相关出处,以示尊重。

  同时,据K evin说,学校也非常尊重学生的知识产权,并不会随随便便把学生的作品公开传播。如果要用到同学的照片、作品,不管是刊登在学校的刊物、宣传资料上,或者选送参赛、放到校园网上供其他同学借鉴和分享,都会正儿八经地征求学生的意见,甚至要签署一份“授权同意书”给到校方才算数。(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大闸蟹来袭全城杀价)

  其实并不只在校园里面会视版权为雷区,在香港生活了两年的文艺青年E ffie就发现,因为有版权条例的“紧箍咒”,喜欢淘书、淘碟的他在香港少了很多“精神寄托”。比方说,盗版书、盗版碟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深圳的超市门口摆地摊,就算有人来干涉也是城管而不用承担刑事罪名,但是在香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加强立法,2004年更是开全球之先河将盗版侵权裁定为刑事罪,虽然是“暂缓执行”但也足够有震慑力了,再加上海关也不遗余力打击盗版,所以盗版书和盗版碟几乎绝迹,打口碟也根本是见不得光的。

  “可能30元在我们看来是一本正版书的合适价格,但在香港,通常一本书都要100元以上。”Effie说,“在网上下载歌曲只可以自己听,转载的话如果被用作商业用途就‘惹官非’了,复印店也不敢帮忙复印书的,包括到图书馆复印出版物作为参考资料,明确规定不可以超过书籍的10%,如果违规,就会被抓。”

  专业领域更敏感,媒体不可以互相参考和引录,文献库也无权传播捐赠的原著

  如E ffie所说,香港图书馆是不可以随便影印资料的,已经公开出版的刊物不行,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公开出版过的、来自于原著捐赠的原始资料了。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图书馆馆长危转娣透露,文献库的很多资料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捐赠,通常收集资料的时候就会与版权拥有者签署一份协议书,了解对方是否需要保留部分版权、是否同意供公众共享及范围在哪里等等。如果版权拥有者并没有给到清晰的授权,文献库绝对不会同意读者C O PY或私自放到网上去,尤其是艺术家之间的书信来往,很可能当中涉及对于某事的看法等,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看了之后创作成衍生改作的作品的话,那么在版权法看来就是严重的越界了。

  而版权纠纷一旦放到媒体行业这个特殊语境下,恐怕还要牵扯到职业操守的问题。《南华早报》前记者黄润浏对于香港媒体的自律印象深刻,他说,在内地很多记者一起去跑一个新闻时,刊发前经常是互相SH A R E写好的稿件,或者是一人写稿造福众僧,这在内地很正常,但香港记者非常注重保护自己所写的稿件。他自己早前就试过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曾问一个同行好友想借一下写好的稿件“参考角度”,结果完全没料到对方直接断然拒绝,因为她认为“这些东西根本没办法SH A RE”。(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大闸蟹来袭全城杀价)

  在香港《大公报》实习的新闻系专业学生T iny也回忆说,报社编辑一再要求,如果摘录任何其他媒体采访某人的文字,一定要和被采访者本人取得联系、确认该话是否准确,取得对方同意之后才可以摘录。打个比方说,如果南方都市报采访了某A,报道中A说了一句话,那么其他报纸如果想用这句话,必须找到A本人才行。如果直接采用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一来侵犯版权,二来可能出错。因此有好几次T iny和采访对象联系上,问其某事观点,对方说已经和X X报纸说过了,让她自己去看,那么她都会确认是否可以用报纸原话,得到“O K”的答复后,才放心地采用。

  提升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无处不在,在网上转载、发放侵权影像也是犯罪

  在香港,小到一份活动简报,在封底都会注明“版权所有,转载必究”,但如果说公众已经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上升到道德层面,时时刻刻、自发自觉地引以为戒的话又言过其实了。在南都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多数香港被采访对象都更倾向于认为“是法律严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应当归功于多年来香港知识产权署、海关等相关机构举办的一系列教育和推广活动,从中小学生到广大市民、各政府企业部门,全力帮助公众了解,并促使他们尊重知识产权。

  据了解,香港知识产权署每年都会进行一次调查,了解香港公众对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有无提升,以及网上分享档案等新的生活方式,从而有针对性地更新公民教育、执法和立法,并探讨公众对此的接受程度。而知识产权署的宣传推广方式也很多样,会与演艺界、新闻媒体等联手,比如曾邀请施瓦辛格和成龙共同出演反盗版宣传片,成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紧接着再推出一系列讲述不同范畴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信息,在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进行播放等。

  香港海关方面也有不少动作,在2004年就连同产权业界共同发起成立“保护知识产权大联盟”,齐心协力推广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侵权和盗版行为。在2006年又创立了“青少年打击网上盗版大使”计划,招募了数十万的会员协助监察互联网上的非法侵权活动。而这个计划最重要的目标是,鼓励参与的青少年以身作则,同时也通过他们主动地把尊重知识产权的正确信息带给身边的亲友,让更多人为保护知识产权尽一分力。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热门侵权案件引发香港公众的广泛关注,从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普法作用。比如全球首例BT侵权案就发生在香港,名为陈乃明的男子因为利用B itT orrent点对点技术发放多部侵权电影受到了香港海关的控告,被香港法院裁定有罪,判处3个月监禁。另一件更爆炸性的事件则是陈冠希的“艳照门”,一名叫做郭镇玮的物流公司男文员,因为将143张艳照传上论坛与朋友分享而被捕,最终被判入狱2个月,缓刑2年。此外另有数名香港网友也同样因发布和转载这些照片而获罪。

  公众关注版权问题因为牵涉范围很“贴身”“二次创作”或将入罪惹争议(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大闸蟹来袭全城杀价)

  复印书页超过10%涉嫌侵权,下载或传播网络上的影视作品也涉嫌侵权,包括最近正在讨论的类似“恶搞”之类的“二次创作”是否涉嫌侵权。在危转娣看来,当下香港民间版权意识逐年提高,与相关法例牵涉范围很“贴身”不无关系———侵权盗版属刑事犯罪,分分钟入罪坐监,但在私人环境里面,随手将CD上的歌曲拷贝到自己的IPO D里面、在网络上上传和下载影音视频非常普遍,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去关注,怎样做才不构成侵权行为也不会导致他人侵权,法律究竟如何界定“个人使用”和“商业途径”,而自己上传到网络的资料,是要选择“完全开放”呢还是“部分开放”?

  香港专栏作家、香港中文大学领袖培育课程副主任梁启智也坦陈,不确定香港人的版权意识是道德底线较高或自律性较强,“反而更相信是执法强了,大家也就自动自觉地守规矩”。他说:“十多年前盗版很普遍,街上都可以买得到,后来政府打击才少了。”可见将其视为“受到了遵纪守法的英国文化的影响”也很牵强,实际关联并不是很大。

  不管怎样,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香港确实走得比较超前。当内地还在讨论抄袭崇拜还是抄袭可耻、争辩李代沫翻唱曲婉婷《我的歌声里》算不算侵权的时候,香港已经开始研究:版权条例有无矫枉过正之嫌?会否扼杀大众创意、蚕食言论自由?

  香港政府刚刚提出修订的《版权条例》中,关于“二次创作”的内容一直争论不休,导致原定7月由立法会通过的这一法案至今未有定数。它涉及网上部分同人绘画及许多恶搞,包括改图及改编歌词等等,引爆了原作品版权持有人及二次创作者与网民这两批立场对立人士的激烈辩论。对此危转娣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人群思考的出发点不同,保护和放纵之间就永远存在商议的空间。梁启智则认为,如果把这件事放在香港社会整体言论自由的语境中会更合理些。香港是个言论自由度比较高的社会,当公众产生质疑的时候,会选择在网上改改图片表达嘲讽以此作为发泄的途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因为恶搞而坐牢,但一旦出现了法律要用强权威压的手段来威胁这个权利的苗头,公众的反弹就变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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