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已经不知道安置区为何物了，因为它已经消失了。但是老深圳人却对这个名词耳熟能详，而且或多或少都有着感情上的联系。

　　当年黄木岗、冬瓜岭、莲花山安置区被拆除的时候，曾经有人建议应该立一座碑，以纪念安置区。因为安置区，这个临时性的简陋的杂乱的聚居地，是许许多多深圳人的第一个家。无论这些深圳人现在有多富有，无论住豪宅还是开香车，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初来深圳时的家，那些一小间一小间宿舍里的奋斗故事、艰难时光，还有爱情。

　　南飞雁的落脚窝

　　曾任深圳规划国土局副总规划师的赵崇仁先生告诉了记者安置区诞生的原因。当年随着深圳的迅猛发展，外来人口增加很快，关内几个区更是严重，根据群众建议，兴建安置区的设想应运而生。“至于为什么都集中建在了福田区，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几片没有进入规划的空地，而且还处于特区的中间地带，方便大家往来。”决策作出后，市里拿出一部分土地整备金，在安置区进行基础建设，然后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几片安置区很快就拔地而起了，为大批刚来深圳的人提供了生活便利。

　　一批批南飞雁因此有了一个落脚的窝。

　　安置区的条件是简陋的。大格局是一排一排的两三层、三四层的小楼，小格局是楼层里分割成一间一间的10个平方米左右的宿舍，有一个小卫生间，大多没有厨房。路面的街道怕下雨，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冬瓜岭就曾遭水淹。一片安置区住着几万人，平均年龄不会超过25岁，来自不同的行业，有推销员、传呼台小姐、公司文员、记者……各类人群应有尽有，各类故事也应有尽有。

　　一位老深圳告诉记者：“每天清晨，人群潮水一般涌出黄木岗、冬瓜岭、莲花山，先生身着雪白的衬衫，小姐身着美丽的套装，背着精美的公文包或者挎包，手里提着在门口小店买的包子和豆浆，去挤404、414之类的中巴。到了晚上，几个早上的绅士穿着大裤衩，或者围在小酒馆里畅谈人生理想，或者聚在台球案子旁打球，或者一个人偷偷跑进哪个女生宿舍赖着聊天；那些淑女们，常常结伴在小区里的那些廉价的小店间游逛与砍价，或者独自在宿舍里接受或拒绝一份爱情，或者在忙着写第二天的文案。安置区是个年轻人的社区，是个理想主义者的栖息地。

　　承载“移民”梦想的起点

　　老甘就是记者在黄木岗认识的。当年，我们常常聚在黄木岗食街喝酒。席间老甘照例又大谈他的人生哲学和理想主义，倾倒了一位新来的才女。于是两人就发生了很多缠绵悱恻的故事。

　　住在黄木岗的老甘自幼就立志成为一名电影人。他想谋一个电影导演和独立制片人的位置。他知道，尤其是做制片人，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后盾。于是他就来到深圳淘金。在深圳，老甘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公司，主营城市雕塑。但几个回合下来，钱没赚到，本钱倒是搭进去不少。他当时只好暂时栖身黄木岗安置区，不过始终未改其志。后来导演小岛真和老甘敲定：“如果能把这部片子的美工做漂亮，下部片子就让你做导演。”但是一场车祸，中断了他的生命也中断了他的导演梦。不过他那把酒言志的形象却深入我们的记忆。

　　曾经一同和老甘喝酒的那些人，也都和老甘一样忙着正事。倏忽十多年，往事如昨，这几位都混出了各自的名堂。摄影界著名的“南侠”杨延康，后来应邀在欧美办了几次个人摄影展，还多次获国际大奖；当时只是跟着工程兵来深圳玩的贵州人老姜，辞掉了国企老总职位，下海创办自己的音响设备工厂，现在老姜不仅企业产品远销海外，他本人还成为国内扬声器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建筑设计师常海波，当时刚从市级设计院下海做独立设计人，现在是一家中外合资建筑设计公司董事，独立设计了大理商业城等知名建筑物，成了深圳设计界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腕级人物；仙湖植物园的园艺师老杜，当时刚从基建工程兵转业改行，现在是名贵树木种植的行家……

　　火种与激情的孕育地

　　曾经一起在黄木岗大排档里喝酒的，原来都是些人物，认识的这些都干得不错，不认识的那些，想也都发达了。黄木岗是很多深圳人梦想的起点。

　　记者还曾经到莲花山安置区采访过一位樊女士，她的身后有一位华裔俄籍科学奇人，姓姜名勘正。他创立了在科学发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场导论”及其应用技术。所谓“场导”，可以这样形象地解释：在一个特殊的场里，通过生物技术引导，荔枝可能会长得像同在一个场里的西红柿那么大，而且还有后者的味道。姜勘正本人曾带着这项技术参加深圳高交会，然后委托樊女士常驻深圳推广这项技术。她当时的办事处就设在莲花山安置区的一栋楼房里。

　　欧阳先生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10年前就在冬瓜岭落脚，在这里他找到了工作，也找到了爱情。现在每当他开着车经过如今的彩田村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说上一句：“这是我的故居啊。”他对记者说：“深圳的许多英雄，出处就在这里。尽管安置区里很简陋，很脏乱，但是这里有奋斗的火种，有拼搏的激情。”

　　消逝的“最初记忆”

　　拆迁黄木岗的时候，肖先生很伤感。作为一家金融机构的经理，他已经搬出很多年了，但是它的消失触动了他很多有关青春的回忆：扇着个破电扇，躺在凉席上看书；在小厨房里笨手笨脚炒菜；几个哥们席地而坐喝啤酒的日子……都消失了。他很理解安置区的消失：“深圳在发展，需要空间。只是我对深圳最初的记忆找不到了，被抹掉了，有点伤感。”

　　原规划国土局副总规划师赵崇仁先生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末，安置区完成了它的过渡使命，同时因为它和深圳现代化的城市形象日益不协调、土地使用期已过，还有安置区内酒楼等违法建筑问题等原因，市政府作出了拆除安置区、赋予这几块土地更重要使命的决定。黄木岗、冬瓜岭、莲花山安置区，陆续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被抹掉了，被改变了。

　　其实，深圳的高速发展，就是不断改变记忆的历史，一座座山被移走，水田里长出高楼，那更改了多少地名，更改了多少记忆呢？安置区的消失是个必然，就像那些走出安置区的人们一样，起点可以回忆，起点却不可以回去，因为离开起点的我们，有走得更远的梦。(张建强)